資金來源：“三三制”與政府“包干”

錢從哪來?無論是對于貧困戶還是各級政府主管部門，這都是光伏扶貧項目相關方最為關注的問題。早在2013年，金寨就第一個吃起了螃蟹。“最初，我們建了一個15萬千瓦的地面電站，運行以后，縣里覺得電站一次建成，發電收入可以持續20多年，這完全可以用于扶貧。”金寨縣發改委主任李成松告訴記者，金寨縣依托地面電站的建設基礎同企業進行合作，“當時主管領導的想法很簡單，企業出一點錢，政府籌一點錢，老百姓自己再拿一點錢，每戶建一個3-5千瓦的小電站，每年收益也有三四千元。”

有了這樣的初步想法，金寨縣綜合考慮光照條件、籌資能力和貧困戶安裝條件等因素，最終設計確定戶用光伏電站裝機容量為3千瓦，并在全縣挑選出8戶人家作為試點。這便成了光伏扶貧最早的雛形。


試點的成功讓光伏扶貧項目在當年就迅速鋪開，李成松介紹，在2014年、2015年金寨縣先后分三批共建成3千瓦戶用光伏電站8742戶。“項目投資由農戶、財政和社會捐助各出1/3，產權和收益都屬于貧困戶。每年3000多元的發電收益已經高于當時國家的脫貧標準。”

隨著戶用電站建設的鋪開，屋頂資源不達標、管理維護成本高等問題也開始逐步顯現。這時，金寨縣開始轉換思路，即把各家各戶的電站集中起來建成大電站，讓村民入股分紅。通過這種方式，用電站把更多的貧困戶連接起來，甚至實現全縣貧困戶全覆蓋。

要想“全覆蓋”，即便財政資金和企業捐助款可以保證，貧困戶拿不出剩余1/3怎么入股?“河西村的電站，就有60%的股份來自村集體和貧困戶。”金寨縣雙河鎮黨委副書記、鎮長蔡先炎指著不遠處的一個電站向記者揭開了謎底。原來，為了覆蓋更多的貧困戶，金寨縣財政協調當地的金融機構為符合條件的貧困戶提供5000元的小額貼息貸款用于入股扶貧電站。蔣其參就是成功申請貸款后入股了這樣的“聯戶型”電站。根據相關政策，蔣其參可以先行享受4年的分紅，待第5年、第6年脫貧后，分兩年退還5000元股本。李成松告訴記者，2016年，全縣已經有6751戶像蔣其參一樣的貧困戶參與了電站入股并成功分紅。“今年又有5000戶貧困戶申請入股。”

政府出資、社會捐資、貧困戶和村集體貸款自籌，金寨人把這種資金結構形象地稱作“三三制”。而與探索者的“三三制”不同，在濟南，光伏扶貧成為了政府“包干”項目。

“我們的所有扶貧電站都是政府出資建設，去年8月啟動的第一批288個項目已經在去年底全部并網發電。” 濟南市發改委能源交通處處長安煒介紹，根據對全市貧困村的摸底調查，濟南市最終確立為440個具備條件的貧困村進行村級電站建設，計劃總投資1.7億元，分兩期進行。

“設計方案時的主要想法是先集中資金把電站建起來，早并網可以享受更優惠的電價。第一期項目先由EPC總承包單位墊資，市財政在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分期撥付建設資金，并按照基準利率支付利息。” 安煒介紹，第二期項目的資金將不僅僅來自濟南市財政，而是由省、市、縣(區)三級財政扶貧資金共同承擔，項目已經在去年年底前完成了備案手續并開工建設。

建設運維：統一規劃與靈活探索

在濟南市平陰縣，一路驅車而行，記者發現，雖地理位置不同，但幾乎所有的扶貧電站占地面積都大同小異。“我們的村級電站設計裝機都是50千瓦，占地1.5畝，使用村集體土地，只有少數幾個村由于土地問題是兩村合建，裝機擴大到100千瓦。” 安煒說，統一規劃建設是為了方便施工和日后的運維管理。

“集中”、“統一”是濟南光伏扶貧隨處可見的關鍵詞。在施工方選擇上，濟南市通過公開招標選擇山東電建一公司聯合體作為光伏扶貧工程第一批項目EPC總承包單位，負責兩批次440個村級電站共22兆瓦的項目施工。在組件、逆變器選擇上實行集中采購，為了保證質量，在多重監督考察的基礎上，濟南市發改委委托第三方認證檢測機構駐廠監造。在并網環節，國家電網濟南供電公司副總工程師尹曉敏表示，濟南供電公司專門為扶貧電站設立了“綠色通道”，保障“當天竣工、當天驗收、當天并網”。另一方面，安煒表示，統一推進也是為了保證整體工程質量，讓扶貧電站成為精品電站。

而在安徽金寨，一路摸著石頭過河的光伏扶貧工作則顯得更機動靈活。施工單位既有捐資企業承建也有公開招標項目，而在運維上，最早的戶用電站更是充分發揮了貧困戶的作用。

在金寨縣雙河鎮河西村，貧困戶周仁發告訴記者，建屋頂電站的時候，村里曾有過簡單培訓。“如果這個數字好幾天都不變，就說明板子出問題了。”周仁發指著逆變器上的小顯示屏向記者講起了他的日常工作。“家里人有時候有會上去看看，要是臟了就擦一擦，培訓的時候說板子擦好了發的電也多。”

據李成松介紹，目前，金寨縣財政投資已近700萬元，正在建設光伏扶貧電站智慧管理平臺和運維中心，預計今年6月底建成投用。同時，也將組建專業的運維隊伍，保證每個故障能夠在24小時內排除。

殊途同歸為脫貧

電站建成后持續發電20余年，發電收入如何分配是貧困戶最終脫貧的關鍵。濟南市發改委副巡視員王成梁表示，各村級電站由各級政府資金扶持建設，占用的是集體土地，所以最終電站的資產歸村集體所有，由村集體確定具體的分配方式。“像林洼村，60%-70%的收入用于貧困戶的脫貧，剩余部分由村集體保留，優先用于由村集體承擔的項目建設和運轉費用支付，而后用于村內的其他公益事業。”

目前，山東省針對扶貧項目在0.98元/千瓦時標桿電價的基礎上增加0.1元/千瓦時的補貼，據此，一個50千瓦電站的年收益將在6萬元左右。“由于扶貧對象的具體情況也在時時發生變化，所以我們實行的是動態化管理，由各區縣制定基本分配方案，各村具體把控。”王成梁透露，由于濟南市首批扶貧電站的并網時間多在去年年底，尚未到電網電費的結算周期，所以目前貧困戶還沒有拿到電費收益，預計正式結算后，每個貧困戶年均可以獲得3000-4000元的收入。

而在安徽金寨，李成松介紹，戶用光伏的第一位試點貧苦戶方榮軍家在2015就已獲得發電收入3250元。而入股“聯戶型”的村民，每年也可享受3000元的分紅。而針對增加村集體收入而建設的村級電站，通過原址擴容和村村聯建的方式，100千瓦以上的電站年均收益都可拿到10萬元以上。

社評： 能否為扶貧電價開個小灶?

光伏電站扶貧效果有目共睹，電價政策卻隱憂難除。

當電價調整節點“6·30”再度逼近，光伏扶貧電站也卷入了一場搶裝大潮。

近日，河北省扶貧辦及發改委、陜西省延安市發改委相繼印發《關于開展村級光伏扶貧電站建設“百日會戰”的通知》、《關于督促加快光伏扶貧項目進展的通知》，“緊盯時間節點”，“為保證電站效益最大化，各項目單位務必加快建設進度”，“月督促”、“月通報”、“集中會戰”，言辭亢奮，鞭打快牛。

“搶工期”在光伏行業早已不是新鮮事。但事實上，加班加點搶的不僅僅是“工期”，而是其背后的“高電價”。換言之——“搶錢”。

去年10月17日，首批光伏扶貧項目名單正式確定。兩個月后，光伏標桿上網電價調整通知下達，2017年6月30日前未能投運的光伏電站將全部執行新的上網電價，每度電下調0.13元。而且，今后光伏上網電價的調整周期將是每年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扶貧的公益項目也避不開電價下調的“緊箍咒”。以濟南市50千瓦的村級電站計算，一個扶貧電站的電費收益每年將因此減少7000元以上，與當地至少兩戶貧困戶全年的收入相當。

收益降低已是大限將至、板上釘釘，大干快上就顯得理所應當、底氣更足。電價年年降，早建多拿錢。

但欲速往往不達。在一份份扶貧電站建設要“加快推進”的通知中，對工程質量也都做出了相應要求：要“高標準完成”，要“提進度、保質量”。政策制定方也在平衡著“快”與“好”的微妙關系。扶貧電站能夠成為精品工程固然令人欣慰，然而，如果為了“趕時間”，強行“超車”，工程質量下降的風險又該如何控制?“加快建設”有文件，“保證質量”誰督責?若治愈趕工期導致的工程質量“后遺癥”，需花費大量物力財力，那搶來的高電價是否得不償失?

誠然，電價下調的背后是行業快速發展帶來的成本降低。經過多年發展，無論是裝機容量還是以光伏組件、逆變器等設備規模來衡量，我國光伏行業都已經躍居世界首位。“十二五”期間，我國光伏電站系統成本已降至約7元/瓦，光伏發電成本總體降幅超過60%。市場活躍，成本下行，電價走低，本是幸事。

但同時，光伏扶貧的特殊使命和公益屬性卻不容忽視。與資本的蜂擁而入相比，支撐扶貧電站平穩上馬的是政府扶貧資金;與多元資產在握的業主相比，扶貧電站多歸屬于還在貧困線邊緣掙扎的村集體和貧困戶。作為十大精準扶貧工程之一的光伏扶貧，背負的是“十三五”期間16個省、471個縣、約3.5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200萬建檔立卡無勞動能力貧困戶(包括殘疾人)每年3000元/戶的增收任務。

脫貧攻堅該不該有“綠色通道”?扶貧電站能否有個“地板價”?消滅貧困的公益事業與追逐利益的商業行為能否“區別對待”?

事實上，目前在電站指標下達的過程中已經為光伏扶貧電站劃定了“特區”，即一般商業性電站不得占用扶貧電站的建設指標。既然“身份甄別”工作已在推進，電價政策“因人而異”的基礎已經建立。在財政資金可負擔的范圍內，扶貧電價的調整周期能否適當延長?電價下調的幅度能否相對減小?畢竟，賦予扶貧電站相對穩定的電價政策才能筑牢扶貧工作的決心和信心，才能讓貧困早日遠離不堪重負的百姓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