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國家能源局發布《關于試行可再生能源綠色電力證書核發及自愿認購交易制度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新能源發電一直被補貼缺口大、補貼發放不及時而困擾的局面或將出現改觀。記者日前采訪了水電水利規劃設計總院副院長易躍春,他認為,隨著政策宣傳推廣力度不斷加大,全社會對“綠證”逐步認同,我國“綠證”自愿認購市場前景將非常廣闊。
“綠證”設定范圍是客觀務實之舉
“綠色電力證書”(以下簡稱“綠證”)是國家對發電企業每兆瓦時非水可再生能源上網電量頒發的具有唯一代碼標識的電子憑證,由國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以下簡稱“信息中心”)按照國家能源局相關管理規定,通過國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信息管理平臺(以下簡稱“信息平臺”)向符合資格的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頒發。任何企業和社會公眾均可以自愿認購“綠證”,作為消費綠色電力、支持綠色電力發展的證明。
在新能源發電補貼缺口一直不斷擴大的情況下,“綠證”的出現讓很多新能源發電企業瞬間感覺被打了一針“強心劑”,賣“綠證”及時回籠資金或將成為不少新能源發電企業的新選擇。
“綠證”在適用范圍上只涵蓋了納入國家財政補貼目錄內的陸上風電和光伏發電(不含分布式)。究其原因,是出于風險防控的考慮。易躍春表示:海上風電初始投資大、建設周期長、投資風險較高,執行“綠證”交易可能給項目收益帶來一定波動風險;光熱發電剛剛起步,還未進入規模化發展階段,電價政策也處于探索階段;分布式光伏發電在監管和電量計量上有一定難度,且可能對初期的“綠證”交易造成一定沖擊;生物質發電技術類型較多,且各技術類型電價政策不盡相同,環保監管難度也較大。因此,上述項目均暫不考慮列入“綠證”核發對象。
而陸上風電和光伏發電項目,技術較為成熟,項目規模在我國非水可再生能源中的比重高,需要國家大額補貼支持,先期讓這些項目參與“綠證”交易有助于促進產業可持續發展,因此,該政策考慮首先將列入國家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補助目錄內的陸上風電和光伏發電項目(不含分布式)作為“綠證”核發對象是客觀務實的。未來隨著產業發展及技術進步,再考慮將分布式光伏發電、海上風電、光熱發電、生物質發電等項目逐步納入核發對象。
銷售“綠證”是補貼的有力補充
截止到2016年底,累計補貼資金缺口已達到約600億元,若按照現行的補貼模式,到2020年補貼缺口將擴大到3000億元以上,“綠證”的出現可以更好地彌補資金缺口。
易躍春解釋說,結合我國國情,我國的“綠證”價格仍考慮以市場定價為基礎,但不高于相應的國家補貼標準。在補貼資金上,采取以認購“綠證”數量沖抵補貼電量的方法,即發電企業出售“綠證”后相應的電量不再享受國家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的補貼。
可見,“綠證”并不是要替代原有的國家財政補貼,而是增加新能源補貼資金來源的一個手段,其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國家財政補貼壓力,特別是有利于緩解當前補貼拖欠的局面,大大降低企業的財務成本。同時,新能源發電企業還需要通過技術進步提高整體轉化效率,通過規模化管理和競爭性選擇,把成本降低,從而逐步減少單位新能源電力的補貼需求。
“綠證”政策會因時制宜逐步完善
“綠證”自愿認購是我國探索“綠證”機制的“先行者”,是為下一步推行“綠證”強制交易攢經驗打基礎。“綠證”核發范圍、有效期、交易次數限制、配額考核對象等關鍵性政策設計需要綜合考慮新能源產業發展情況和現行電價機制來制定,并且需要隨著產業發展情況、技術進步及電力市場改革推進情況等不斷調整完善。
對于當前“綠證”在有效期內只能交易一次的規定,是基于培育自愿市場的前提下確定的。易躍春解釋說,考慮到“綠證”在自愿認購階段,主要是作為企業和個人參與綠色能源消費、治理大氣污染、提升其社會形象和社會責任的主要憑據,不需要再次交易,同時為避免“綠證”交易初期可能存在的市場炒作行為,該政策規定了“綠證”經認購后不得再次交易。未來“綠證”實施強制交易時可考慮允許多次交易。
在世界范圍內看,“綠證”與強制配額休戚相關。國際上,“綠證”交易制度通常是可再生能源配額制的配套政策,例如在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和美國的部分州,售電企業需要遵照可再生能源配額制的規定,在銷售電量的同時需要購買一定比例的“綠證”,“綠證”不足部分則需要繳納罰款。
易躍春認為,“綠證”強制配額交易的建立需要一個過程,目前還沒有具體的時間表,將根據具體情況在2018年適時啟動。強制配額交易涉及的問題很多,尤其是關于考核主體的確定,在電力市場改革尚未完全開展的情況下,是考核政府、用戶、售電公司還是考核發電企業是個問題,需要結合電力市場改革推進情況充分研究慎重決策。同時,還要考慮現行“綠證”自愿市場的交易情況,如果自愿市場交易份額夠大,能夠有效減輕財政補貼壓力,緩解化石能源消費導致的環保、霧霾問題,啟動綠證強制配額交易的緊迫性也就不那么強烈,反之亦然。
“綠證”是支持綠色電力最佳證明
“綠證”作為消費綠色電力、支持綠色電力發展的證明并不是一張空頭支票。對于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來說,“綠證”都是有價值的。我國已向世界鄭重承諾,到2020年實現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15%的目標。為實現該目標,有效治理霧霾,推動我國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迫切需要大力發展風電、太陽能發電等綠色電力。
支持綠色電力,并不是喊幾句口號那么簡單,“綠證”作為最好的支持綠色電力的產品,是可以統計和計量的,一個“綠證”對應1000度新能源發電量。
“綠證”在提升企業品牌形象、產品宣傳等方面還會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易躍春以蘋果公司為例講述了“綠證”對于企業打造品牌形象的作用。蘋果公司的品牌知名度、美譽度與其一直以來的支持綠電有重要關系。蘋果公司設定了100%使用綠色電力的目標,截至2015年底蘋果公司使用的能源有93%來自可再生能源。消費者對于蘋果公司的做法非常認可,同樣類似的產品,盡管蘋果公司的價格貴一些,消費者卻依然愿意選擇他們的產品,因為在消費者看來,這樣的公司有更強的社會責任感。
此外,綠色電力消費在環保公益領域具有天然優勢,因為相比于植樹造林或其他碳減排活動,企業購買的綠色電力消費更容易計量,容易監督,容易達到良好的宣傳效果。所以對于企業來說,能夠產生良好的“廣告效應”。
目前,我國“綠證”市場才剛剛開始建立,為實現對市場的有效培育,除了對綠色能源消費的宣傳外,還需要配套制定相應的激勵措施,例如通過綠色電力認證給予企業榮譽、為認購“綠證”企業的產品加貼綠電標簽、針對個人銷售“迷你綠證”等方式,都是提升企業社會品牌形象,調動企業和個人更廣泛、深入地參與“綠證”認購的積極性的好辦法。同時,結合我國“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戰略,未來可以逐步加強“綠證”標簽的國際化認可,實現綠電消費企業的國際化通行。
易躍春最后表示,在我國“綠證”自愿認購政策出臺后,不少跨國公司和國內知名企業紛紛向我們和其他機構咨詢認購“綠證”事宜,表示出濃厚的認購意愿。目前“綠證”的相關籌備工作已經基本完備,信息平臺能滿足今年7月1日正式上線交易的要求。相信自愿認購市場的成功開展,必將為下一步基于可再生能源配額制的綠證強制交易推行奠定良好的輿論基礎,并積累必要的實踐經驗和技術力量。
“綠證”設定范圍是客觀務實之舉
“綠色電力證書”(以下簡稱“綠證”)是國家對發電企業每兆瓦時非水可再生能源上網電量頒發的具有唯一代碼標識的電子憑證,由國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以下簡稱“信息中心”)按照國家能源局相關管理規定,通過國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信息管理平臺(以下簡稱“信息平臺”)向符合資格的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頒發。任何企業和社會公眾均可以自愿認購“綠證”,作為消費綠色電力、支持綠色電力發展的證明。
在新能源發電補貼缺口一直不斷擴大的情況下,“綠證”的出現讓很多新能源發電企業瞬間感覺被打了一針“強心劑”,賣“綠證”及時回籠資金或將成為不少新能源發電企業的新選擇。
“綠證”在適用范圍上只涵蓋了納入國家財政補貼目錄內的陸上風電和光伏發電(不含分布式)。究其原因,是出于風險防控的考慮。易躍春表示:海上風電初始投資大、建設周期長、投資風險較高,執行“綠證”交易可能給項目收益帶來一定波動風險;光熱發電剛剛起步,還未進入規模化發展階段,電價政策也處于探索階段;分布式光伏發電在監管和電量計量上有一定難度,且可能對初期的“綠證”交易造成一定沖擊;生物質發電技術類型較多,且各技術類型電價政策不盡相同,環保監管難度也較大。因此,上述項目均暫不考慮列入“綠證”核發對象。
而陸上風電和光伏發電項目,技術較為成熟,項目規模在我國非水可再生能源中的比重高,需要國家大額補貼支持,先期讓這些項目參與“綠證”交易有助于促進產業可持續發展,因此,該政策考慮首先將列入國家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補助目錄內的陸上風電和光伏發電項目(不含分布式)作為“綠證”核發對象是客觀務實的。未來隨著產業發展及技術進步,再考慮將分布式光伏發電、海上風電、光熱發電、生物質發電等項目逐步納入核發對象。
銷售“綠證”是補貼的有力補充
截止到2016年底,累計補貼資金缺口已達到約600億元,若按照現行的補貼模式,到2020年補貼缺口將擴大到3000億元以上,“綠證”的出現可以更好地彌補資金缺口。
易躍春解釋說,結合我國國情,我國的“綠證”價格仍考慮以市場定價為基礎,但不高于相應的國家補貼標準。在補貼資金上,采取以認購“綠證”數量沖抵補貼電量的方法,即發電企業出售“綠證”后相應的電量不再享受國家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的補貼。
可見,“綠證”并不是要替代原有的國家財政補貼,而是增加新能源補貼資金來源的一個手段,其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國家財政補貼壓力,特別是有利于緩解當前補貼拖欠的局面,大大降低企業的財務成本。同時,新能源發電企業還需要通過技術進步提高整體轉化效率,通過規模化管理和競爭性選擇,把成本降低,從而逐步減少單位新能源電力的補貼需求。
“綠證”政策會因時制宜逐步完善
“綠證”自愿認購是我國探索“綠證”機制的“先行者”,是為下一步推行“綠證”強制交易攢經驗打基礎。“綠證”核發范圍、有效期、交易次數限制、配額考核對象等關鍵性政策設計需要綜合考慮新能源產業發展情況和現行電價機制來制定,并且需要隨著產業發展情況、技術進步及電力市場改革推進情況等不斷調整完善。
對于當前“綠證”在有效期內只能交易一次的規定,是基于培育自愿市場的前提下確定的。易躍春解釋說,考慮到“綠證”在自愿認購階段,主要是作為企業和個人參與綠色能源消費、治理大氣污染、提升其社會形象和社會責任的主要憑據,不需要再次交易,同時為避免“綠證”交易初期可能存在的市場炒作行為,該政策規定了“綠證”經認購后不得再次交易。未來“綠證”實施強制交易時可考慮允許多次交易。
在世界范圍內看,“綠證”與強制配額休戚相關。國際上,“綠證”交易制度通常是可再生能源配額制的配套政策,例如在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和美國的部分州,售電企業需要遵照可再生能源配額制的規定,在銷售電量的同時需要購買一定比例的“綠證”,“綠證”不足部分則需要繳納罰款。
易躍春認為,“綠證”強制配額交易的建立需要一個過程,目前還沒有具體的時間表,將根據具體情況在2018年適時啟動。強制配額交易涉及的問題很多,尤其是關于考核主體的確定,在電力市場改革尚未完全開展的情況下,是考核政府、用戶、售電公司還是考核發電企業是個問題,需要結合電力市場改革推進情況充分研究慎重決策。同時,還要考慮現行“綠證”自愿市場的交易情況,如果自愿市場交易份額夠大,能夠有效減輕財政補貼壓力,緩解化石能源消費導致的環保、霧霾問題,啟動綠證強制配額交易的緊迫性也就不那么強烈,反之亦然。
“綠證”是支持綠色電力最佳證明
“綠證”作為消費綠色電力、支持綠色電力發展的證明并不是一張空頭支票。對于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來說,“綠證”都是有價值的。我國已向世界鄭重承諾,到2020年實現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15%的目標。為實現該目標,有效治理霧霾,推動我國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迫切需要大力發展風電、太陽能發電等綠色電力。
支持綠色電力,并不是喊幾句口號那么簡單,“綠證”作為最好的支持綠色電力的產品,是可以統計和計量的,一個“綠證”對應1000度新能源發電量。
“綠證”在提升企業品牌形象、產品宣傳等方面還會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易躍春以蘋果公司為例講述了“綠證”對于企業打造品牌形象的作用。蘋果公司的品牌知名度、美譽度與其一直以來的支持綠電有重要關系。蘋果公司設定了100%使用綠色電力的目標,截至2015年底蘋果公司使用的能源有93%來自可再生能源。消費者對于蘋果公司的做法非常認可,同樣類似的產品,盡管蘋果公司的價格貴一些,消費者卻依然愿意選擇他們的產品,因為在消費者看來,這樣的公司有更強的社會責任感。
此外,綠色電力消費在環保公益領域具有天然優勢,因為相比于植樹造林或其他碳減排活動,企業購買的綠色電力消費更容易計量,容易監督,容易達到良好的宣傳效果。所以對于企業來說,能夠產生良好的“廣告效應”。
目前,我國“綠證”市場才剛剛開始建立,為實現對市場的有效培育,除了對綠色能源消費的宣傳外,還需要配套制定相應的激勵措施,例如通過綠色電力認證給予企業榮譽、為認購“綠證”企業的產品加貼綠電標簽、針對個人銷售“迷你綠證”等方式,都是提升企業社會品牌形象,調動企業和個人更廣泛、深入地參與“綠證”認購的積極性的好辦法。同時,結合我國“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戰略,未來可以逐步加強“綠證”標簽的國際化認可,實現綠電消費企業的國際化通行。
易躍春最后表示,在我國“綠證”自愿認購政策出臺后,不少跨國公司和國內知名企業紛紛向我們和其他機構咨詢認購“綠證”事宜,表示出濃厚的認購意愿。目前“綠證”的相關籌備工作已經基本完備,信息平臺能滿足今年7月1日正式上線交易的要求。相信自愿認購市場的成功開展,必將為下一步基于可再生能源配額制的綠證強制交易推行奠定良好的輿論基礎,并積累必要的實踐經驗和技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