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大規模核電廠生產氫迄今還是一種幻想，而發展可再生能源設施制造業，將注定推動中國和印度新興大國進一步工業化。

國際能源署署長比羅爾上個月在巴黎召開的“紐約時報明日能源大會”上宣稱，目前可再生能源的發電能力已超過煤電，成為世界頭號電力來源。可再生能源變得越來越便宜，且具有較高的成本效率，但仍然需要政府的支持，尤其應像中國和美國那樣，若缺少政府支持，發展可再生能源會遇到困難。

國際能源署稱，2015年是可再生能源的轉折點，全球新增清潔能源發電能力超過50%，達到1.53億千瓦，同比上年增加15%。2015年，全球每天安裝50萬塊太陽能板，每小時安裝兩臺渦輪風機，而中國就占了新增可再生能源發電能力的40%。

據國際能源署對可再生能源的最新預測，未來5年，這一發展仍將繼續，每小時將安裝3萬塊太陽能板、2.5臺渦輪風機。可再生能源在發電能力中所占份額將從2015年的23%，增至2021年的28%。可見，未來能源系統的問題十分重要，將影響各國的政策和決策，那么未來全球能源系統將遵循什么樣的技術路線，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前景究竟如何?



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教授馬修(John A. Mathew)在11月出版的《未來》雜志發表論文指出，未來能源的競爭原則，將是化石燃料脫碳與制造學習曲線的競爭。這兩條路線都是要逐漸淘汰化石燃料，一條是脫碳過程，即主要基于氫能的集中式能源系統，包括大規模的零排放電廠，這條路線將導致核電規模擴張。另一條是發展分散的可再生能源系統，如風電、光伏發電，這些都是制造業產品，可以增加回報減少成本。其實主要驅動力不在于“分散”，而在于對化石燃料“創造性破壞”的副效應。


第一條“集中”路線是由東西方研究中心下屬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IIASA)的學者創立，由該所具有遠見卓識的物理學家馬切蒂(Cesare Marchetti)在上世紀70年代最先提出，該路線技術傾向于10億級規模的核電和氫能經濟，對太陽能、風能和可再生能源不屑一顧。

馬切蒂1986年提出的一個“主要概念”是以脫碳驅動能源轉型，并勾畫出未來50年的能源技術、電力和運輸系統演變的圖景。馬切蒂認為，能源轉型就是從一種燃料向另一種燃料持續減碳的過程，薪柴的碳氫比為10︰1，煤炭為1︰1，石油為1︰2，天然氣為1︰4，最終為零碳氫能。

然而，這一趨勢現在發生逆轉或停滯，近20年全球碳強度走勢并未下降，沒有走向氫經濟“不可阻擋”的化石燃料脫碳過程，更沒有高碳向低碳能源轉型的精確機制。馬切蒂描繪的是上世紀70年代看到的化石燃料脫碳情景，但此后的“石油沖擊”，新世紀以來快速工業化用煤造成的“中國沖擊”，接著是當前的“印度沖擊”(可能要延續10年)，更不必說美國的“頁巖氣沖擊”，以及不太顯著的能源效率提升和氣候變化激發的可再生能源熱潮，這一切都在破壞靜態系統。

馬修指出，馬切蒂曾經提出“10億級規模核電能源島”，以及由數十個零排放電廠供電的“大陸超級電網”構想，這些聽起來十分有趣，但與各國當今需要做出的能源選擇無關。相反，核電的發展趨勢是反應堆的小型化、模塊化，并且會比10億級規模的項目更廉價，可見“大的并不一定總是美的”。

IIASA學者看不上常規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陽能和風電，甚至無視水電的存在。他們說風電的功率密度低，不可能在陸上發展滿足需求。然而從中國的實例來看，2009年風電能力已超過核電，2012年風電發電量超過了核電。

風電還經常因“資源需求過多”遭到詬病。馬修說，以美國總發電能力100億千瓦來說，建設100億千瓦風電設施需要2900萬噸鐵、9000萬噸鋼、3.5億噸混凝土。而僅中國2012年就生產了7.09億噸粗鋼和6.54億噸生鐵，所以材料供應不是問題。

IIASA學者批評，光伏板效率還停留在10%，然而事實并非如此。以意大利已竣工的蒙塔爾托迪卡斯特羅光伏電場為例，這個項目光伏板面積1.7平方千米，額定功率8.4萬千瓦，一年可發電1.4億千瓦時，真實的功率因數為19%。以此推算全美100億千瓦發電能力，光伏發電需要土地面積2萬平方千米，僅為美國陸地面積(960萬平方千米)0.2%。

可再生能源的真正優勢在成本

那么，常規可再生能源在21世紀前半期有可能成為主要一次能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根據中國和一些工業化國家如德國的實踐經驗，在能源轉型過程中，常規可再生能源的基本優越性表現在幾個方面：清潔(低排放以至零排放)，無污染(這對燃煤造成顆粒污染物的中國和印度尤其重要)，資源不枯竭;由于不需要燃料，運行接近零成本;“分散”也應視為一個優越性，無論規模大小均可，因此十分具有實用性。

可再生能源的某些優點并不明顯，需要進一步解釋。從根本上說，可再生能源能夠實現規模化，模塊化結構可以是1塊太陽能板，也可以是100塊、1000塊，由于模式可以復制，額定功率就能不斷增加，而不會因復雜性降低效率。在這方面，核電就不行了，核電有一個優化運行規模，低于或高于這個水平，運行效果都不佳。而且，可再生能源是一種沒有重大風險的相對安全的技術，不會因擴大規模而加劇危害。至于采用的危害性材料，解決辦法是循環利用，最大限度地減少用量和廢棄。

更重要的是，可再生能源優越性在于節約成本趨勢，可再生能源本質上是制造產品，大規模生產制造帶來規模經濟效益。這意味著真正的能源安全，因為制造業可以在任何地方開展，不像化石能源在各地分布不均，因而沒有地緣政治壓力，所以，“制造可再生能源”是能源安全的關鍵。制造業的特點是隨著經驗的積累而提高效率，結果是減少成本、增加回報，成為增加收入和財富又不會給地球進一步帶來壓力的資源。可再生能源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經濟優越性，即制造業可為農村和城市提供就業，是具有創新性和競爭力的能源部門，也是未來的出口平臺。

在列舉可再生能源的優點時幾乎沒有提到低碳和減少碳排放，實際上，可再生能源是唯一真正解決能源系統清潔化問題的途徑。這也是中國和印度大力建立可再生能源系統的原因，不是出于道德或審美目的，而是事關國家發展戰略的最高優先安排。所以，可再生能源革命的真正驅動力不是政府政策，不是商業風險承擔，不是消費者需求，說來簡單，就是降低成本，可再生能源降低發電成本，并可匹敵傳統化石燃料，而且還有進一步降成本的可能。

超級電網也在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但概念與以往完全不同，這是基于IT技術電網整合的很多波動資源，也具有同樣的可規模化、可復制特點。相對這些優點，可再生能源常被提及的問題實際并不大，波動性可進行各種形式的系統整合，如智能電網、需求響應，以及能源存儲。隨著國家與商業儲能設施的快速發展，甚至可以消除發電波動。

馬修最后說，兩條競爭路線，基于脫碳的大規模核電廠生產氫迄今還是一種幻想，而基于可再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設施制造，將注定推動中國和印度新興大國進一步工業化。如果特朗普堅持親化石燃料路線，否定可再生能源，那么他遲早將會發現這是個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