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能源革命”戰略提出兩周年之際,記者就相關話題采訪了廈門大學能源經濟協同創新中心主任林伯強。林伯強表示,在能源領域需要積極地進行配套改革,讓民營資本能夠更加順暢、平等地加入競爭。
能源供應寬松和價格疲弱是體制和價格改革的有利條件
記者:您認為目前在能源領域變革主要取得了哪些方面的成就?還有哪些地方是需要進一步改進的?
林伯強:2014年以來,居民階梯電價、氣價的實行和推廣,成品油定價機制調整、售電側改革等一系列行動都表明,中國能源行業進入了全面改革時代。
能源革命的核心是體制革命,體制革命的重點是能源定價機制改革。除了電力體制改革,有關政府部門近期正在推動油氣管輸價格改革方案,制定管道運輸價格管理辦法。改革目標是在“十三五”期間實現政府僅監管自然壟斷的管網輸配價格,將上游和下游兩頭放開。
中國能源價格改革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未來是否可以加快改革?這取決于政府的決心和改革時機。首先,能源供應寬松和價格疲弱是體制和價格改革的有利條件。能源需求增速近兩年大幅放緩,目前供應相對寬松。由于國內能源價格與石油和煤炭價格掛鉤,在低油價和煤炭產能大規模過剩的背景下,改革不會導致能源價格上漲。其次,盡快進行天然氣改革可以減少今后改革的整體影響和阻力。比如說,居民用氣價格常常是價格改革最困難的一環。目前居民用氣量小,對調價的敏感度也相對小,今后居民供暖會使天然氣支出占居民收入比例大幅度提高,所以現在進行天然氣價格改革,會比將來改革更容易些。再次,煤價、油價持續走低,短期難以有效反彈。因此,目前中國能源價格改革恰逢其時,政府應該抓緊時間,更快推動能源價格和體制改革。
油價中長期重回70美元甚至更高或是大概率事件
記者:當前,國際油價低迷,“三桶油”業績下滑明顯,轉型壓力大,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依然很高。您怎樣看待目前的油價走勢?
林伯強:中長期來看,油價重新回到70美元甚至更高,或者是個大概率事件。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在低油價水平上,沒有哪個主要石油出口國可以在不動用儲備資產的情況下滿足本國的預算要求,如果油價長期低于每桶50美元,除非改變生活方式,否則其社會穩定將受到影響。一旦這些國家出現社會不穩定,將很快改變石油供需平衡和油價預期。
二是,即使沒有地緣政治危機,低油價的時間越長,石油供給萎縮將加劇,畢竟石油企業不可能持久地賠本做買賣,因此供需到新平衡點的可能性將越大。
持續較低的油價會打壓非常規石油的生存空間,頁巖油是石油最直接的替代。根據一些機構預計,進一步激發開采美國頁巖油的動力可能需要油價在每桶70美元左右。美國作為非常規石油最主要的生產國,頁巖油產量已經下降。數據顯示,自去年4月份達到每天970萬桶的峰值以來,美國石油產量已經持續下降到不到每天900萬桶,機構預計今年年底之前還將持續下降。
美國能源信息署(EIA)上個月發布的報告稱,2017年美國原油產量將從2015年的每日940萬桶下降至每日860萬桶。目前油價到50美元的反彈力度,雖然會讓石油行業的虧損境況有所好轉,但還不足以扭轉困境。除非低油價能催生出更低的開采技術,可是如果全球的石油公司的投入在不斷減少,這個可 能性會有多大?
推行可再生能源“配額制”是有效解決棄風棄光的方法
記者:對于能源行業出現的棄水棄光棄風等問題,您認為應該如何解決?
林伯強:目前“棄風棄光”的原因很多,從目前的光伏裝機發展來看,集中式光伏依然是投資者的首選。但是,不斷下降的集中式光伏利用小時數又說明分布式才是光伏發展的方向。目前國家上網電價政策或是加上各地已出臺的額外補貼政策,都很難將項目財務贏利提升到有效激勵投資的水平。可以說,中國分布式光伏發展尚未找到最適宜的支持模式。光伏發電與其他發電相比的優勢在于工藝較為成熟,施工時間短,容易短時間見效。因此,可以對長期規劃在時間上進行細分。應該把理順價格,找到適合中國分布式光伏發展的路子作為首要考慮。國家應繼續加強從分布式試點入手,尋找更多種的地方補貼模式,然后將成功模式迅速向全國推廣。一旦理順市場,找到合適的價格機制與推廣模式,分布式光伏的發展速度可能將持續高于其他能源發電品種。光伏發電收益取決于長期收益,如果從不合理的價格補貼進入,一樣要進行長達20年左右的補貼,不但經濟性受到影響,由此引發的發電并網與后期維護等關鍵環節的成本增加,將造成資源極大浪費。
解決棄風棄光雖然有技術方面原因,但更為重要的矛盾是如何進行市場轉化的問題。因此,從電力需求的角度看問題,需要盡可能減少裝機增長,實事求是考慮電力需求增長,調低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風電不像核電有七八年的建設周期,等到電力需求回暖的時候再加快建設也來得及。
如果政府為了完成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15%的目標,需要在低能源需求的背景下加快清潔能源替代,則可能需要考慮實施更為強有力的措施來解決當前棄風棄光現象。在低電力需求背景下,真正有可能做到比較經濟有效地解決棄風棄光現象的方法,就是推行可再生能源“配額制”。
可以說,“配額制”與上網電價政策作為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兩大機制。上網電價通過直接定價方式使投資者獲得穩定可預期的收益;而“配額制”更多的是需要通過市場機制引導企業以最低的成本開發可再生能源,其補償具有不確定性。上網電價政策一般適用于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起步階段,而“配額制”更多地適用于發展成熟的階段,甚至可以考慮上網電價政策與配額制政策同時使用。
進行城市軌道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提高能源和電力需求
記者:在“去產能”過程中,我們最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有哪些?
林伯強:隨著經濟發展速度的放緩,2016年煤炭電力過剩可能將更加嚴重。這是在目前中國典型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背景下,經濟快速發展必然導致的產業結構和能源消費結構。2014年重工業消費了將近62.8%的能源,卻僅僅貢獻了25.5%的 GDP。重工業主要包括鋼鐵、水泥、建材、冶金、機械等等,這些都與基礎設施建設高度關聯。煤炭電力去產能的難度可能很大,以煤炭為例,即使有政府政策支持,煤炭去產能也將會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需要有比較長遠的打算。在需求下降和價格走低的時候,對煤炭企業自身而言,維持生產還能獲得必須的現金流。“僵尸企業”退出面臨的種種難題,諸如職工安置、負債和不良貸款等,也將讓地方政府和相關的金融系統望而卻步。去產能將是一個“很花錢”的過程,需要職工分流和就業再教育,以及去產能相關的龐大費用。除了政府基金和政策支持,只有相對比較好的企業財務狀況才可能真正使去產能比較容易和順利。因此,減少煤炭電力過剩,除了去產能,還可以增加需求。進行城市軌道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提高能源和電力需求。
目前中國有幾個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一是隨著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煤炭和電力產能過剩日益突出,“去產能”是今年政府工作的迫切任務之一;二是城市交通擁堵,既影響了工作效率,還是霧霾的主要來源之一;三是石油對外依存超過60%,而且會逐年增加,不利于中國能源安全。發展城市軌道交通即使不能完全解決,也可以同時緩解這幾個矛盾。而且,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還可以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其可行性在于,除了城市交通,許多經濟活動(如吃飯購物等)也在地下進行,由于地面物業價格很高,因此地下物業的回報比較其他基礎設施建設可能會更好些。
產能過剩是相對需求而言的,在去產能的同時增加需求,可以使“去產能”的過 程相對容易些。由于重工業與基礎設施建設高度關聯,對能源電力消費貢獻最大,因此需要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來增加對重工業的能源電力需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放緩是重工業下滑的重要原因,政府可以通過大規模建設城市地鐵和其他軌道交通的基礎設施,來增加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在解決交通擁堵和霧霾治理的同時,也是緩解煤炭電力消費過剩,進行石油替代的有效途徑。
讓民營資本更加順暢平等地加入競爭
記者:日前,李克強總理講話指出,要消除民資進入電力油氣領域的隱性壁壘,您認為難點在哪,油氣領域應如何做好相關工作?
林伯強:政府發布的兩個意見中都涉及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經推行了一段時間,一些能源國有企業嘗試著探索改革路徑和模式,但成功率不高。
這主要是因為企業都知道需要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但是具體要怎么走,掌握什么樣的尺度,不是很清楚。此次兩個意見的主要亮點在于做了一些比較切實可行的界定,如分類分層推進混改,具有可操作性,也比較符合現實。
管網獨立改革顯然對民營企業進入有好處。要想讓民營企業真正可以進入,混合的雙方或者多方除了必須有共鳴和互補點,還需要解決一些更為宏觀的問題。比如說,如何加快油氣價格改革,為油氣企業提供一個可以預期、穩定的運行環境;在目前油氣供應格局下,如何兼顧能 源安全和國際競爭;如何盡可能減少政府行政干預,使民營企業能夠跟國有企業平等競爭,等等。
可見,能源行業改革管住中間會比較容易,放開上下游則相對困難。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發展是一個過程,真正取得成功,還取決于各種相關配套改革措施,甚至觀念改變。種種原因使得近二十多年來能源領域快速發展過程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沒有一個共同成長的過程,造成了能源國企一家獨大的局面。而且,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現實中還涉及操作性問題,比如說,如何把握好“國有資產不流失”的尺度,就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民營企業必須有利才會參與,而國有企業又該如何讓利才能保證“國有資產不流失”?這個課題必須好好研究。
混合所有制發展還涉及對公益類和商業類環節的明確界定。現階段公益類環節還需要國有企業來把持。與商業類的經營目標不一樣,公益類由于涉及政府的社會發展目標,贏利要求不能高,而且政府還會保持行政和價格干預,因此公益類企業同時也需要受到保護。改革背景下,國企需要更加注重投資收益率,因此將會以商業類經營為主,而商業類發展趨勢是向社會資本市場開放。
所以,能源行業產業鏈的不同板塊,無論是公益還是商業的,需要清楚加以界定。
油氣行業改革放開上下游,管好中間輸送環節的思路,的確能夠給民營企業帶來新的發展空間。在改革過程中,還需要積極地進行配套改革,讓民營資本能夠更加順暢、平等地加入競爭,既不影響混合所有制發展,也不影響國企改革和發展。
能源供應寬松和價格疲弱是體制和價格改革的有利條件
記者:您認為目前在能源領域變革主要取得了哪些方面的成就?還有哪些地方是需要進一步改進的?
林伯強:2014年以來,居民階梯電價、氣價的實行和推廣,成品油定價機制調整、售電側改革等一系列行動都表明,中國能源行業進入了全面改革時代。
能源革命的核心是體制革命,體制革命的重點是能源定價機制改革。除了電力體制改革,有關政府部門近期正在推動油氣管輸價格改革方案,制定管道運輸價格管理辦法。改革目標是在“十三五”期間實現政府僅監管自然壟斷的管網輸配價格,將上游和下游兩頭放開。
中國能源價格改革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未來是否可以加快改革?這取決于政府的決心和改革時機。首先,能源供應寬松和價格疲弱是體制和價格改革的有利條件。能源需求增速近兩年大幅放緩,目前供應相對寬松。由于國內能源價格與石油和煤炭價格掛鉤,在低油價和煤炭產能大規模過剩的背景下,改革不會導致能源價格上漲。其次,盡快進行天然氣改革可以減少今后改革的整體影響和阻力。比如說,居民用氣價格常常是價格改革最困難的一環。目前居民用氣量小,對調價的敏感度也相對小,今后居民供暖會使天然氣支出占居民收入比例大幅度提高,所以現在進行天然氣價格改革,會比將來改革更容易些。再次,煤價、油價持續走低,短期難以有效反彈。因此,目前中國能源價格改革恰逢其時,政府應該抓緊時間,更快推動能源價格和體制改革。
油價中長期重回70美元甚至更高或是大概率事件
記者:當前,國際油價低迷,“三桶油”業績下滑明顯,轉型壓力大,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依然很高。您怎樣看待目前的油價走勢?
林伯強:中長期來看,油價重新回到70美元甚至更高,或者是個大概率事件。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在低油價水平上,沒有哪個主要石油出口國可以在不動用儲備資產的情況下滿足本國的預算要求,如果油價長期低于每桶50美元,除非改變生活方式,否則其社會穩定將受到影響。一旦這些國家出現社會不穩定,將很快改變石油供需平衡和油價預期。
二是,即使沒有地緣政治危機,低油價的時間越長,石油供給萎縮將加劇,畢竟石油企業不可能持久地賠本做買賣,因此供需到新平衡點的可能性將越大。
持續較低的油價會打壓非常規石油的生存空間,頁巖油是石油最直接的替代。根據一些機構預計,進一步激發開采美國頁巖油的動力可能需要油價在每桶70美元左右。美國作為非常規石油最主要的生產國,頁巖油產量已經下降。數據顯示,自去年4月份達到每天970萬桶的峰值以來,美國石油產量已經持續下降到不到每天900萬桶,機構預計今年年底之前還將持續下降。
美國能源信息署(EIA)上個月發布的報告稱,2017年美國原油產量將從2015年的每日940萬桶下降至每日860萬桶。目前油價到50美元的反彈力度,雖然會讓石油行業的虧損境況有所好轉,但還不足以扭轉困境。除非低油價能催生出更低的開采技術,可是如果全球的石油公司的投入在不斷減少,這個可 能性會有多大?
推行可再生能源“配額制”是有效解決棄風棄光的方法
記者:對于能源行業出現的棄水棄光棄風等問題,您認為應該如何解決?
林伯強:目前“棄風棄光”的原因很多,從目前的光伏裝機發展來看,集中式光伏依然是投資者的首選。但是,不斷下降的集中式光伏利用小時數又說明分布式才是光伏發展的方向。目前國家上網電價政策或是加上各地已出臺的額外補貼政策,都很難將項目財務贏利提升到有效激勵投資的水平。可以說,中國分布式光伏發展尚未找到最適宜的支持模式。光伏發電與其他發電相比的優勢在于工藝較為成熟,施工時間短,容易短時間見效。因此,可以對長期規劃在時間上進行細分。應該把理順價格,找到適合中國分布式光伏發展的路子作為首要考慮。國家應繼續加強從分布式試點入手,尋找更多種的地方補貼模式,然后將成功模式迅速向全國推廣。一旦理順市場,找到合適的價格機制與推廣模式,分布式光伏的發展速度可能將持續高于其他能源發電品種。光伏發電收益取決于長期收益,如果從不合理的價格補貼進入,一樣要進行長達20年左右的補貼,不但經濟性受到影響,由此引發的發電并網與后期維護等關鍵環節的成本增加,將造成資源極大浪費。
解決棄風棄光雖然有技術方面原因,但更為重要的矛盾是如何進行市場轉化的問題。因此,從電力需求的角度看問題,需要盡可能減少裝機增長,實事求是考慮電力需求增長,調低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風電不像核電有七八年的建設周期,等到電力需求回暖的時候再加快建設也來得及。
如果政府為了完成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15%的目標,需要在低能源需求的背景下加快清潔能源替代,則可能需要考慮實施更為強有力的措施來解決當前棄風棄光現象。在低電力需求背景下,真正有可能做到比較經濟有效地解決棄風棄光現象的方法,就是推行可再生能源“配額制”。
可以說,“配額制”與上網電價政策作為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兩大機制。上網電價通過直接定價方式使投資者獲得穩定可預期的收益;而“配額制”更多的是需要通過市場機制引導企業以最低的成本開發可再生能源,其補償具有不確定性。上網電價政策一般適用于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起步階段,而“配額制”更多地適用于發展成熟的階段,甚至可以考慮上網電價政策與配額制政策同時使用。
進行城市軌道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提高能源和電力需求
記者:在“去產能”過程中,我們最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有哪些?
林伯強:隨著經濟發展速度的放緩,2016年煤炭電力過剩可能將更加嚴重。這是在目前中國典型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背景下,經濟快速發展必然導致的產業結構和能源消費結構。2014年重工業消費了將近62.8%的能源,卻僅僅貢獻了25.5%的 GDP。重工業主要包括鋼鐵、水泥、建材、冶金、機械等等,這些都與基礎設施建設高度關聯。煤炭電力去產能的難度可能很大,以煤炭為例,即使有政府政策支持,煤炭去產能也將會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需要有比較長遠的打算。在需求下降和價格走低的時候,對煤炭企業自身而言,維持生產還能獲得必須的現金流。“僵尸企業”退出面臨的種種難題,諸如職工安置、負債和不良貸款等,也將讓地方政府和相關的金融系統望而卻步。去產能將是一個“很花錢”的過程,需要職工分流和就業再教育,以及去產能相關的龐大費用。除了政府基金和政策支持,只有相對比較好的企業財務狀況才可能真正使去產能比較容易和順利。因此,減少煤炭電力過剩,除了去產能,還可以增加需求。進行城市軌道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提高能源和電力需求。
目前中國有幾個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一是隨著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煤炭和電力產能過剩日益突出,“去產能”是今年政府工作的迫切任務之一;二是城市交通擁堵,既影響了工作效率,還是霧霾的主要來源之一;三是石油對外依存超過60%,而且會逐年增加,不利于中國能源安全。發展城市軌道交通即使不能完全解決,也可以同時緩解這幾個矛盾。而且,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還可以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其可行性在于,除了城市交通,許多經濟活動(如吃飯購物等)也在地下進行,由于地面物業價格很高,因此地下物業的回報比較其他基礎設施建設可能會更好些。
產能過剩是相對需求而言的,在去產能的同時增加需求,可以使“去產能”的過 程相對容易些。由于重工業與基礎設施建設高度關聯,對能源電力消費貢獻最大,因此需要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來增加對重工業的能源電力需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放緩是重工業下滑的重要原因,政府可以通過大規模建設城市地鐵和其他軌道交通的基礎設施,來增加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在解決交通擁堵和霧霾治理的同時,也是緩解煤炭電力消費過剩,進行石油替代的有效途徑。
讓民營資本更加順暢平等地加入競爭
記者:日前,李克強總理講話指出,要消除民資進入電力油氣領域的隱性壁壘,您認為難點在哪,油氣領域應如何做好相關工作?
林伯強:政府發布的兩個意見中都涉及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經推行了一段時間,一些能源國有企業嘗試著探索改革路徑和模式,但成功率不高。
這主要是因為企業都知道需要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但是具體要怎么走,掌握什么樣的尺度,不是很清楚。此次兩個意見的主要亮點在于做了一些比較切實可行的界定,如分類分層推進混改,具有可操作性,也比較符合現實。
管網獨立改革顯然對民營企業進入有好處。要想讓民營企業真正可以進入,混合的雙方或者多方除了必須有共鳴和互補點,還需要解決一些更為宏觀的問題。比如說,如何加快油氣價格改革,為油氣企業提供一個可以預期、穩定的運行環境;在目前油氣供應格局下,如何兼顧能 源安全和國際競爭;如何盡可能減少政府行政干預,使民營企業能夠跟國有企業平等競爭,等等。
可見,能源行業改革管住中間會比較容易,放開上下游則相對困難。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發展是一個過程,真正取得成功,還取決于各種相關配套改革措施,甚至觀念改變。種種原因使得近二十多年來能源領域快速發展過程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沒有一個共同成長的過程,造成了能源國企一家獨大的局面。而且,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現實中還涉及操作性問題,比如說,如何把握好“國有資產不流失”的尺度,就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民營企業必須有利才會參與,而國有企業又該如何讓利才能保證“國有資產不流失”?這個課題必須好好研究。
混合所有制發展還涉及對公益類和商業類環節的明確界定。現階段公益類環節還需要國有企業來把持。與商業類的經營目標不一樣,公益類由于涉及政府的社會發展目標,贏利要求不能高,而且政府還會保持行政和價格干預,因此公益類企業同時也需要受到保護。改革背景下,國企需要更加注重投資收益率,因此將會以商業類經營為主,而商業類發展趨勢是向社會資本市場開放。
所以,能源行業產業鏈的不同板塊,無論是公益還是商業的,需要清楚加以界定。
油氣行業改革放開上下游,管好中間輸送環節的思路,的確能夠給民營企業帶來新的發展空間。在改革過程中,還需要積極地進行配套改革,讓民營資本能夠更加順暢、平等地加入競爭,既不影響混合所有制發展,也不影響國企改革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