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車銷量暴漲,而被認為“十三五”期間市場空間將達到千億級的新能源充電樁行業,目前進入的玩家普遍反映的問題卻是“盈利難”。
商業模式變現難題
“目前大家的利潤來源基本上都來自于三方面,一是來自于硬件的盈利,一是政府補貼,還有充電服務費。”星星充電總經理蘇浩曾經告訴過第一財經記者。雖然盈利方向很明確,但事實上,包括硬件盈利和充電服務費,對于利潤的貢獻都非常小。
蘇浩曾給記者算過一筆賬,一臺交流電樁,中間的價差可能只有2000元左右,而充電服務費一度電只有幾毛錢最多也就在1.5元左右。在當前新能源私家車保有量還非常小的情況下,充電服務費的體量也基本可以忽略。
在不計算政府補貼的情況下,新建一個充電樁群或者說智能充電站的成本卻相對昂貴。第一財經記者此前了解到,電樁剛在貴州貴安新區落成的智能充電站項目,雖然整個充電站里面只布局9個智能充電樁(包括快充樁),但整個項目的投資已經超過1000萬元。
“電樁現在也還沒有實現盈利。”電樁內部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坦言。電樁是總部位于成都的一家電動車充電及綜合服務運營商。在一開始,電樁進入充電市場時,是以APP作為切入口,而隨后開始聯合資源建設充電樁,其CEO先越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該公司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建了3000左右個充電樁。“單純建樁從一個點想要獲得盈利,實在是太難了。”他認為。在意識到上述問題后,其開始嘗試協同產業鏈,打通人、車、樁的一體化。拉攏多家企業成立“電動汽車充電聯盟”,并成為“SEE”計劃中汽車生態的一環。先越透露說,電樁下一步將和樂視旗下的新能源分時租賃項目“零派樂享”進行合作,涉足新能源租賃。
不過,在記者看來,要從產業鏈上獲得盈利,需要的是時間和規模。在目前各路資金都在進入這個市場的大背景下,如何在短時間內以更低的成本,獲得快速又科學的擴張規模,成為擺在所有充電樁玩家面前的問題。所有人都意識到,國家對于新能源汽車的鼓勵是非常堅定的,未來充電需求將必然存在。只不過,誰都不知道這個需求將在何時爆發。第一財經記者觀察到,所有在2015年高喊“羊毛出在豬身上”的充電樁企業都變得更加務實。
“我們現在一個重要的模式是和政府合作,做一些大的項目和規劃。”先越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當下有不少地方政府是希望在基礎設施配套上做出一些動作,而在這一過程中,專業懂運營的公司和政府合作,可以為其提供技術和規劃上的一些支持,與之同時,政府可以為企業提供資金。就在前兩日,星星充電也在太原建成了2000個充電樁,而這一項目是配合當地出租車油改電的契機而完成的。
政府補貼成幕后支撐
即便是和政府合作,先越也坦言更加“理性”。“我們現在肯定是會綜合考慮樁建好之后,是不是會有車來用?”先越舉例說,比如在貴安的智能充電站,就是基于未來當地會有真正的車輛充電需求而來的。
在此之前,貴州貴安新區已經和香港五龍電動車(集團)有限公司簽訂了投資50億元、年產15萬輛純電動汽車產業項目。按照計劃,新車將于2017年底正式下線。與此同時,五龍集團已經先期在當地投入了部分長江新能源汽車。而按照貴州省政府在2014年提出的規劃,未來兩年當地將推廣5000輛新能源汽車。
面臨盈利的考驗,在謹慎投資和建設的同時,來自政府的補貼也是充電樁企業的重要利潤來源。與整車的補貼相比,充電樁的補貼執行程度和力度相對更弱。
“之前北京、上海以及安徽等多個地方雖然都出臺過對充換電設施建設的補貼政策,但這些政策要么沒有具體細則,要么語焉不詳,其實企業真正拿到的補貼寥寥無幾。”蘇浩早在此前就曾告訴過記者。在他看來,要調動民營資本建設充電樁的積極性,地方政府應該進一步明確補貼的細則以及標準。比如補貼的基數,到底是單一充電樁的費用,還是建設的整體成本亦或其他?而更多的此前曾專注于充電樁APP搭建的企業則認為,政府補貼應該不只是針對硬件,而是在大數據和系統層面,也給予補貼。
5月9日,上海市政府官網發布了《上海市鼓勵電動汽車充換電設施發展扶持辦法》(下稱《扶持辦法》)。該辦法自2016年5月5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0年底。與2013年,上海市出臺的《上海市鼓勵電動汽車充換電設施發展扶持辦法》(下稱“上一輪辦法”)相比,新的《扶持辦法》不僅在補貼力度上比上一輪增加1倍,補貼方式上也擴展到建設、運營兩個環節。即將招標建設的上海充換電設施公共數據采集與監測市級平臺,以及企業建設的充換電設施數據采集與監測平臺,都被納入了扶持范圍。
在具體細則上,專用、公用充換電設施在建設環節中,對設備給予30%補貼,并設立上限。其中,直流充電設施每千瓦補貼上限為600元,交流充電設施每千瓦補貼上限為300元。而在運營環節,公交、環衛等行業充換電設施按0.1元/千瓦時標準補貼,千瓦充電功率每年補貼電量上限為2000千瓦時;其他公用充換電設施按0.2元/千瓦時標準補貼,千瓦充電功率每年補貼電量上限為1000千瓦時。
對于廣大的充電樁建設和運營企業來說,這無疑是一大利好。
商業模式變現難題
“目前大家的利潤來源基本上都來自于三方面,一是來自于硬件的盈利,一是政府補貼,還有充電服務費。”星星充電總經理蘇浩曾經告訴過第一財經記者。雖然盈利方向很明確,但事實上,包括硬件盈利和充電服務費,對于利潤的貢獻都非常小。
蘇浩曾給記者算過一筆賬,一臺交流電樁,中間的價差可能只有2000元左右,而充電服務費一度電只有幾毛錢最多也就在1.5元左右。在當前新能源私家車保有量還非常小的情況下,充電服務費的體量也基本可以忽略。
在不計算政府補貼的情況下,新建一個充電樁群或者說智能充電站的成本卻相對昂貴。第一財經記者此前了解到,電樁剛在貴州貴安新區落成的智能充電站項目,雖然整個充電站里面只布局9個智能充電樁(包括快充樁),但整個項目的投資已經超過1000萬元。
“電樁現在也還沒有實現盈利。”電樁內部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坦言。電樁是總部位于成都的一家電動車充電及綜合服務運營商。在一開始,電樁進入充電市場時,是以APP作為切入口,而隨后開始聯合資源建設充電樁,其CEO先越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該公司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建了3000左右個充電樁。“單純建樁從一個點想要獲得盈利,實在是太難了。”他認為。在意識到上述問題后,其開始嘗試協同產業鏈,打通人、車、樁的一體化。拉攏多家企業成立“電動汽車充電聯盟”,并成為“SEE”計劃中汽車生態的一環。先越透露說,電樁下一步將和樂視旗下的新能源分時租賃項目“零派樂享”進行合作,涉足新能源租賃。
不過,在記者看來,要從產業鏈上獲得盈利,需要的是時間和規模。在目前各路資金都在進入這個市場的大背景下,如何在短時間內以更低的成本,獲得快速又科學的擴張規模,成為擺在所有充電樁玩家面前的問題。所有人都意識到,國家對于新能源汽車的鼓勵是非常堅定的,未來充電需求將必然存在。只不過,誰都不知道這個需求將在何時爆發。第一財經記者觀察到,所有在2015年高喊“羊毛出在豬身上”的充電樁企業都變得更加務實。
“我們現在一個重要的模式是和政府合作,做一些大的項目和規劃。”先越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當下有不少地方政府是希望在基礎設施配套上做出一些動作,而在這一過程中,專業懂運營的公司和政府合作,可以為其提供技術和規劃上的一些支持,與之同時,政府可以為企業提供資金。就在前兩日,星星充電也在太原建成了2000個充電樁,而這一項目是配合當地出租車油改電的契機而完成的。
政府補貼成幕后支撐
即便是和政府合作,先越也坦言更加“理性”。“我們現在肯定是會綜合考慮樁建好之后,是不是會有車來用?”先越舉例說,比如在貴安的智能充電站,就是基于未來當地會有真正的車輛充電需求而來的。
在此之前,貴州貴安新區已經和香港五龍電動車(集團)有限公司簽訂了投資50億元、年產15萬輛純電動汽車產業項目。按照計劃,新車將于2017年底正式下線。與此同時,五龍集團已經先期在當地投入了部分長江新能源汽車。而按照貴州省政府在2014年提出的規劃,未來兩年當地將推廣5000輛新能源汽車。
面臨盈利的考驗,在謹慎投資和建設的同時,來自政府的補貼也是充電樁企業的重要利潤來源。與整車的補貼相比,充電樁的補貼執行程度和力度相對更弱。
“之前北京、上海以及安徽等多個地方雖然都出臺過對充換電設施建設的補貼政策,但這些政策要么沒有具體細則,要么語焉不詳,其實企業真正拿到的補貼寥寥無幾。”蘇浩早在此前就曾告訴過記者。在他看來,要調動民營資本建設充電樁的積極性,地方政府應該進一步明確補貼的細則以及標準。比如補貼的基數,到底是單一充電樁的費用,還是建設的整體成本亦或其他?而更多的此前曾專注于充電樁APP搭建的企業則認為,政府補貼應該不只是針對硬件,而是在大數據和系統層面,也給予補貼。
5月9日,上海市政府官網發布了《上海市鼓勵電動汽車充換電設施發展扶持辦法》(下稱《扶持辦法》)。該辦法自2016年5月5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0年底。與2013年,上海市出臺的《上海市鼓勵電動汽車充換電設施發展扶持辦法》(下稱“上一輪辦法”)相比,新的《扶持辦法》不僅在補貼力度上比上一輪增加1倍,補貼方式上也擴展到建設、運營兩個環節。即將招標建設的上海充換電設施公共數據采集與監測市級平臺,以及企業建設的充換電設施數據采集與監測平臺,都被納入了扶持范圍。
在具體細則上,專用、公用充換電設施在建設環節中,對設備給予30%補貼,并設立上限。其中,直流充電設施每千瓦補貼上限為600元,交流充電設施每千瓦補貼上限為300元。而在運營環節,公交、環衛等行業充換電設施按0.1元/千瓦時標準補貼,千瓦充電功率每年補貼電量上限為2000千瓦時;其他公用充換電設施按0.2元/千瓦時標準補貼,千瓦充電功率每年補貼電量上限為1000千瓦時。
對于廣大的充電樁建設和運營企業來說,這無疑是一大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