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產業升級的話題，國內媒體談得非常多了。為了準確起見，先做一個定義，什么是產業升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義。我的理解是，產業升級能夠提高企業的經濟增加值，提升企業賺錢的能力，給員工帶來更高的收入，給股東帶來更多的回報，同時給社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是大致的一個定義。

前些年有一個大家談得比較多的名言，是當時在薄熙來做商務部長的時候說的，中國需要賣掉8億件襯衣才能換來一架波音飛機。這個話非常重要的一個含義就是，中國在產業鏈上必須要提升，讓我們能夠盡量花更少的時間，賣更少的苦力，照樣能夠賺更多的錢。

產業升級過程中會有哪些必然面對的挑戰？為了說明這一點，我給大家看張圖。

勤勞會抑制產業升級，還是美德嗎？

這張圖中，橫軸反映的是1998年時，不同國家的勞動者在一年里平均工作了多少小時。最近的數據也差不多。歐洲的荷蘭人工作的時間是最短的，是最不勤奮的，平均一年工作1350小時。這就是為什么我去荷蘭，不管是阿姆斯特丹，還是要海牙，特別是周六日去的話，在城市里基本看不到一個人，大家都去玩了。第二最不勤奮的是法國，一年大概工作1400小時。美國人工作1650小時。中國人一年工作2200小時。有一個國家在這個圖上沒有給出來，就是韓國。韓國人一年工作的小時數量大概是2800小時，比中國人還勤奮。

縱坐標反映的是2001年，不同國家的人均GDP，也就是人均收入。工作勤勞程度和人均收入基本是負相關的，工作小時越多，越勤奮的，收入總體上略低。反過來看，收入越高國家的人恰恰不需要工作那么多。

我主要想說明兩個意思。第一是，原來中國人總說勤勞是美德，但我要說，今天世界上，勤勞已經不再是美德，實際正好是反過來的。這個道理蠻簡單的。大家都去參觀過太陽能制造公司，電器，包括手機制造公司，就會知道很多的公司本來可以用更高的技術，自動化的生產線來生產東西，但是他們不想那樣做。因為一條太陽能制造生產線要花1000多萬元美元，前期資本投入很大，而用自動化設備生產太陽能設備的時候，報損率比人工做的報損高很多，這使得整個成本又上升很多。這樣一來，選擇是很明顯的。中國更多的企業家會選擇用人工，而不是用更先進的自動化設備。



產業升級的條件：全社會已經比較富有

當然這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人工必須很便宜。如果勞動力成本太高了，中國人就不會沒日沒夜的拿一點錢就愿意干活了。這就是為什么現在回頭看，中國之所以在產業鏈上沒有向更先進、增加值更高的一端轉移，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人太多，太勤奮了。換句話說，太勤勞是給中國社會幫了倒忙。幾年前我就經常開始說，為了給國家多做貢獻，多休息一下，多度假。

從上圖能看到，各國的人均收入是很不一樣的。學過經濟的人都知道，如果每小時賺的錢本來就很少，稍微一點創新，都不需要革命性的創新，只要能讓現在每小時賺的錢多一點點，就會有很多的激勵做這種創新。而像荷蘭人、法國人、歐洲其他國家人，他們每小時的收益本來就非常高，他們所要從事的創新，產業升級，在帶來收益方面的要求，會比在中國和其他的發展中國家要高很多。

這就是為什么這張圖也告訴我們，產業升級的前提條件是，全社會已經比較富有。如果全社會收入還是非常低的話，高增加值的產業升級就不太容易實現。所以這就是為什么回頭來看一看，二三十年以前，在中國談論產業升級的頻率不是那么高，現在隨著中國人的收入越來越高，對產業升級的需求和認知大大提升。

產業升級的制度障礙

話說回來，是不是一旦變成高收入國家，就能做到產業升級呢？當然不是。為了說明這一點，下面就四個方面做簡單的交流。

第一， 中國要真正實現產業升級，首先面對的障礙就是，政府在經濟中占的地位到底有多大。舉個例子，蘇聯在80年代的時候，人均GDP超過了1萬美元，比中國現在的人均GDP還高很多。但是蘇聯的創新給今天的人類社會留下了多少東西呢？可以說很少。

離我比較近的一個例子，是中國國防科大研發的銀河計算機系列。我之所以喜歡舉這個例子，因為我1983年到國防科大讀研究生，整個學校都非常興奮，把銀河I巨型計算機的消息向社會公布了。可是國家花了那么多的錢，做了那么多的技術創新，給中國經濟到底帶來什么價值？照我說，銀河計算機給中國社會惟一的貢獻就是，未來的計算機博物館有了更多的展品，除此之外，沒有哪個企業會愿意花那個錢去買銀河計算機。

一種是完全由政府主導的產業升級，還有一種是完全市場主導的，私人資本主導的創新，帶來的結果非常不一樣。為什么？私人出資的時候，如果是做PE基金的，或者是創投，VC基金，有人跟你說有一個很好的想法，很好的技術，請你拿出幾千萬美金，或者是幾億人民幣來投資，給你一些股份。你作為投資職業人士，一個本能的反應就是問他，這個技術能夠帶來多大的市場，收入增長前景怎樣。而如果不同的政府部門掌握資金安排，它關心的不一定是市場需求、增長前景，更多的是非經濟的，政治的，還有其他的一些虛無縹渺的指標。因此說，國家出資和民間資本主導的創新，產業升級的結果很不一樣。

第二個很重要的挑戰，是地方政府和國有經濟主導的經濟結構和增長模式，也非常不利于產業升級。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中國的4萬億刺激方案中，90%以上的錢是地方政府和國企來花。而在國有經濟占比幾乎可以忽略的美國，奧巴馬總統2009年推出的8千億美元的刺激方案中，政府花的錢不到10%，剩下的90%多都是給民間的家族，老百姓和個人家庭，還有一些私營企業。是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唱主角，還是私營經濟唱主角，最后對資源的配置也會很不一樣。企業產業升級能夠得到資金支持也很不一樣。

舉個更近期的例子。今年1-8月份，在中國有1482家非金融企業發行信用債，總共是3.15萬億人民幣。其中只有267家是民營企業，總共發行了1781億，占比不到6%。94%是由國有企業發行的。從融資成本來看，同樣是AA級一年期的信用債，國企只需支付5.85%的融資成本，民營企業要6.66%。同樣是AA-級的一年期信用債，國有企業需要支付6.69%的融資成本，民營企業要付7.78%。

盡管今天中國有800多萬家民營企業，占企業總數的80%多，城鎮就業貢獻率是在80%-90%之間，盡管它們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的作用是這樣大，但是它們得到的金融資源支持那么少。

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到，如果國有企業不民營化、民有化，那么產業升級的難度就很大。

第三方面的制度障礙，是銀行和債券市場也明顯偏向國有企業，連股票市場的上市機會如是如此。即使是對于能夠上市的民營企業，發審委員會對這個企業的有形資產也非常關注，如果這個公司沒有什么樓盤，也沒有土地，設備也沒有，他們就會提出一些具體要求。這些對于產業升級也是非常大的障礙。我們可以想想，醫藥公司，或者現在的互聯網公司，比如騰訊等等，本來不需要非常多的有形資產，非要在上市之前和之后，把多少百分比的資產放在有形的東西上，必然會減少公司在知識產權研發方面的投入。因此，目前的上市制度、偏好，都會對產業升級構成很大的負擔。

除債券和銀行以外，法院系統也是很大的障礙。國內法律對真正掌握知識產權、擁有專利的公司非常不利，因為所有舉證責任，都放在知識產權所有者一方，變相地對侵權一方提供了支持。這些司法安排對產業升級也構成一些障礙。

最后，從微觀層面說，產業升級需要更加細化的專業分工，要求更多的企業把資源放在主業上，而不是跨行業什么都做。這些年，我在國內很多地方見到很多上市公司，不管主業是做電腦的還是做航天的，都有酒店，都有房地產公司。

越是什么都做的公司，在產業升級方面就越處于弱勢，因為它沒有辦法跟專業集中的，火力集中的企業競爭。舉個例子，大家知道美國的頁巖氣革命。有些人預測，到2040年，美國非常規天然氣將占總天然氣產量的80%。為什么頁巖氣革命會發生在美國，而不是中國、中東，也不在委內瑞拉等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豐富的地方？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石油行業、天然氣行業分工非常細，大大小小的石油公司有8000多家，而在中國只有3家。

這8000多家大大小小的石油公司是頁巖氣革命一個重要的基礎條件。設想一下，國內3家石油公司里的工程師，如果有一個很好的想法，去花更少成本鉆更多的油，要讓這個想法通過審批，條件非常嚴，程序非常長。一般來說要做一個新技術的實踐，可能最后要董事長才能拍板。相比而言，美國8000多個大大小小的石油公司中，只要中間有一家愿意給你的想法提供機會，做那個試驗的話，這個想法就有更好的機會。

大家可能會問我，把所有的火藥，子彈都用在主業上，對于產業升級，對抗風險，真有那么大影響嗎？這里有一張圖，反映的是在美國多元化的公司和主業集中的兩大類公司，從1990年到2007年金融危機之前，現金占總資產的百分比有多大的差別。
 


在金融危機之前，主業集中的公司，現金占資產比重超過30%，而多元化大財團的現金只占資產的15%。我們可以想到金融危機來了以后，哪類公司更有實力對抗金融危機的沖擊，肯定是手頭現金越多的。

從1984年到1997年，美國的40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平均每家涉及的行業板塊數量，從3.2下降到2.6。美國公司和歐洲公司越來越專注，只做自己的主業不做其他的。

而中國的滬深300指數成分上市公司，從2004年到2010年，平均每家涉及的產業行業板塊數量從2.44上升到2.85。很多非上市公司什么都做的趨勢也越來越強。

專業程度越高的公司，對產業升級投入會越多。我熟悉的一個不大的上市公司，下面有50家子公司，最近很多子公司的總經理都跑掉了，搞得公司董事長整天面對子公司高管離職，又要去招人。我發現50個子公司的高管中，能夠留下來的都是二流的管理者。因為有50個子公司，又擔心“擺不平”，集團不會愿意為其中任何一個花很大的本錢，真正一流的人也就很難留下來。

這說明一個簡單的道理。一旦什么都做，必然就意味著為了平衡整個局面，就不可能什么都做得很好。反過來，如果只做一項，那么在這一項上，不管誰來跟你競爭，你都可以比他們出更高的價錢，把最重要的人才留下來。

馮侖講到過野蠻增長的年代。在那樣的時代，盲目多元化沒有問題，因為做什么都可以賺錢。但是在中國經濟進入結構性減速以后，誰贏誰輸，不再取決于做了多少行業，而是取決于誰更能集中火力，把業務做細做精。這將決定哪些企業在“新常態”的環境下，在產業升級方面能有更大的投入。我就講到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