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宗瀚 王建良 馮連勇
供職于中國石油大學(北京)經濟管理學院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家,巨大的排放量遭到了世界的“口誅筆伐”。在經過精準的測算之后,中國公布了力爭于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這一目標的實現節點比多數歐美國家遲了10年,一場碳中和的大國博弈也從此開始。
為了讓“力爭”成為“肯定”,碳排放大戶——責任重大的能源行業應當積極探索,尋求既能滿足生產需求,又能實現碳中和的生產方式。這不僅關系著油氣煤一類傳統行業的命運,還是中國在碳中和博弈中勝出,和重新成為“世界中心”的必要條件。
碳中和的囚徒困境
近年來,世界對于碳排放十分“感冒”,氣候變化相關協議簽訂、政策出臺和大型實體戰略調整屢見不鮮。隨著《巴黎氣候協定》的簽訂,現代的氣候變化控制進入了人們的視野,“爭1.5保2”的溫度升幅控制也成了各個國際組織的工作要點和百余個國家和地區的減排方向。不論是《碳中和聯盟聲明》的多國簽署,“氣候雄心聯盟”的成立,還是“零碳競賽”的如火如荼,越來越多的國際氣候行動敦促世界各國推出碳中和的相關法律和政策英國、歐盟、瑞典、法國、丹麥、新西蘭等多個國家和地區出臺了相關法律或通過了相關的法律草案。
碳中和時間劃定方面,截至2021年1月,已有超過120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明確的碳中和實現時間節點。除了各個國家對于溫室氣體排放和氣候變化控制的積極響應外,大型實體也是履行氣候變化責任的對象:有如英國石油公司(bp)、殼牌、道達爾等的多家大型的歐洲石油公司都積極配合歐盟在2050年實現“凈零碳排放”的目標,計劃了朝向綜合性能源公司的轉變。對碳中和的重視也可以在這些石油巨頭的統計數據中窺見:bp向公眾發布的2019年能源統計中,“二氧化碳排放”這一統計項首次被提到了最顯眼的位置。
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也積極地向世界許下了控制氣候變化的承諾。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宣布,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一計劃是我國承擔國際責任的充分體現,值得世界各國充分的肯定和支持。
根據我國的以往做法,此次公開的碳中和時間節點一定是經過了縝密計算,且符合我國當下發展規律的最快時間。然而,縱觀世界碳中和政策,2060年這個時間節點略顯“尷尬”:美國、日本、加拿大、歐盟等12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將碳中和的實現節點定在了2050年。假設這些國家都能按期完成碳中和任務,這也就意味著2050年之后,世界上還未碳中和的超級大國,僅剩下中國一個。
由于發展階段不同的國家的國情和經濟水平的差異,其對于氣候變化的認識也不盡相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提振經濟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是其各類政策方針制定和實施的首要目標,延緩氣候變化的優先級自然就相對靠后。即便推出相關的政策,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經濟的增長。但多數發達國家已經并無經濟增長的壓力,有足夠的資源參與全球氣候變化的治理。
但是發達國家往往忽視了其自身在發展階段的時候,也曾有過大量的碳排放,反而是把矛頭指向了目前具有高碳排放總量的發展中國家,這才有了當前有如中國一般的發展中國家在“對外”——控制氣候變化和“對內”經濟增長的“夾縫”中生存的狀態,即陷入了“控制氣候變化,能源消費會受到影響,從而影響經濟發展水平;而不控制氣候變化,未來發展的可持續性無法得到保證”的囚徒困境。
對于傳統大國而言,氣候變化博弈往往和傳統領域的博弈相結合,這種復雜的關系將為今后的氣候變化政策差異導致的進一步集團化和國際關系動蕩埋下“定時炸彈”。我們可以預料,在未來,即強調“美歐日區域化”的美式全球化發展和強調“一帶一路”的中式全球化發展博弈之時,和全球未碳中和的超級大國僅有中國之時,指向中國的矛頭將越發多、越發鋒利。也就是說,中國正在面臨的,不僅是“碳中和”在技術和經濟方面的壓力,還有前所未有的國際形勢挑戰。
能源行業是破局關鍵
以上困局如何破解?我國碳中和的速度將是重要的突破點。為了更高效地實現碳中和的目標,讓“力爭”變為“肯定”,讓2060變為更早,削減化石能源即油氣煤的消費量是必由之路,因為碳排放量與一次能源消費密切相關。目前,我國化石能源在消費一次能源消費中所占比例約為85%,而煤作為化石能源中的“碳排放大戶”,占到了全國能源消費結構的近60%。根據《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戰略(2016~2030)》,到2030年和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例分別要達到20%和50%。在數據背后,我們可以預見,中國的能源結構必將經歷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牌”,隨著技術的不斷提高,可再生能源將會逐漸占據原本屬于油氣煤的位置,“飛入尋常百姓家”。
近年來,我國可再生能源技術迅猛發展,多項技術日趨成熟。但是,羅馬非一日建成,新能源技術也非立可商用。其原因主要有兩種:一是部分可再生能源的獲取成本仍然較高,經濟性較差;二是如太陽能(光熱、光伏)、風能、潮汐能等多種重要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對象都來自自然,存在著非連續、能量密度相對于化石能源較低的劣勢,且人類無法改變這一特性。如在夜晚這一用電的高峰時期,太陽能無法獲取,而在白天太陽能資源又十分充足。
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很簡單,將供給端和需求端以“互聯網”的形式串聯,將過剩時期的能量以其他的能量形式儲存,待用電高峰時段再釋放利用。這就是“能源互聯網+儲能”的分布式能源模式。除了集中的大型電站之外,連入能源互聯網的每個用戶都有發電儲電、產熱用熱并綜合利用和控制能源產生的權限,這為能量的儲存與釋放提供了充分的條件,并且為可再生能源的不連續性問題提供了較為可行的解決方案。
這一結合了能源分配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能源模式,將“滿足人類生產生活需求”和“實現碳中和”融為一體,在經濟可行的狀態下,將為我國的碳中和注入強勁的動力,也將為我國在“碳中和”的大國博弈中獲得決定性勝利奠定穩固的基礎。
這一模式的成果落地,離不開可再生能源行業的發展,離不開傳統油氣煤行業的支持,也離不開電力行業的制度創新。一方面,對于可再生能源行業而言,其發展備受國家支持,在科研投入和經濟支持方面都站在行業前列,因此可再生能源行業需要不辱使命,將“提技術、降成本”作為發展的首要任務,即提升可再生能源技術水平以在供給端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可再生能源應用成本以實現上述模式的經濟可行性。另一方面,對于傳統的油氣煤行業而言,長期而言的需求削減已經被寫入了發展規劃,成為了無法改變的事實。
但是在短期,即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和不連續性問題未被解決之前,油氣煤仍然會是我國能源消費結構中重要組成。因此,為了加速“能源互聯網+儲能”能源模式的發展,油氣煤行業要在穩定現今能源供應的基礎上,積極探尋適合企業實際情況、符合我國國情的轉型方式,并利用好現有的科研實力和各類物質資源,攻關儲能技術。
除此之外,目前的電力系統供給端和需求端劃分明確,且市場化程度相對較低。而為了實現上述的能源模式,市場化、自主發電的自由上網定價和管理都是全新的、待探索的問題,因此,上述模式的落地最終需要電力行業探索新的電能定價機制和電力管理模式,引入競爭機制、提升市場化水平從而實現高質高效供電,扶持可再生能源發電、支持自由上網從而實現減耗減排愿景。
“綠電人民幣”的可行方案
除了調整能源模式,實現減排雄心之外,為了真正地跑贏“碳中和”的大國博弈,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利益,中國需要推進以能源為核心的經濟發展。
大家知道,現在的石油主要以美元結算。這一現象可以追溯至20世紀70年代。當時,美國政府停止了美國兌換黃金,為了保證美國的財政安全,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與沙特阿拉伯談判,同意為沙特提供武器和保護,但要求沙特全部的石油交易使用美元結算。鑒于沙特是世界第一大石油輸出國,其在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和全球石油市場中都具有重要的影響力,OPEC國家也逐漸開始使用美元作為唯一計價貨幣,石油美元體系從此確立。這樁將國際石油交易與美元掛鉤的談判意味著只要有國際石油交易,就要有美元的購入和儲備,導致美元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逐漸形成了如今“美元霸權”的局面。
為了打破這一局面,中國正在積極地與石油輸出國談判,以推動石油和天然氣的人民幣結算體系形成。這一“去美元化”的舉措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但是,如上文所述,在碳中和的世界競賽中,油氣煤作為能源的屬性將逐漸被“能源互聯網+儲能”的能源模式取代,綠電,即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為零或趨近零的電力,將會成為世界能源消費的“排頭兵”。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有希望、且有能力構建全新的“綠電人民幣”結算體系。
具體來說,綠電人民幣結算體系“天時地利”。天時方面,在特高壓技術得到突破后,“一極一道”的風能和太陽能資源將會成為各國應用的重要資源。中國應發揮大國作用,主導世界能源互聯網體系的構建,積極與綠電輸出國談判,一方面向這些“一極一道”國家提供先進的可再生能源技術、儲能技術和基礎設施建設資源,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大化綠電輸出國的能源供應水平,同時推進綠電的人民幣結算,掌握綠電結算主動權,提升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實現互利共贏。在此基礎之上,中國強大的生產能力還可為人民幣在世界的推廣獻上一計“助攻”:綠電人民幣在世界的地位得到鞏固之時,世界各國都需要購入和儲備人民幣以進口綠電,人民幣也將會如同現在的美元一樣,成為世界流通的貨幣,此時中國出口的非能源類貨物的人民幣結算,將在很大程度上與綠電人民幣相互促進、正向反饋,形成“貨物出口—綠電進口—人民幣結算”的綠電人民幣體系。而在地利方面,中國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中國西部地區的風能和太陽能資源極為豐富,且多為人口密度和土地利用程度較低的沙漠、高原地區,這為我國在西部大批量修建大型光伏、光熱以及風力發電廠提供了“量身定制”的條件。
憑借這一地理優勢,我國可以用最先進的技術擴大綠電產能并上傳至世界能源互聯網,進一步提升人民幣在世界范圍內的地位,從而在石油美元體系逐漸瓦解之時,憑借綠電人民幣這一基于能源的經濟體系,重新站回世界的中心。
世界碳減排的舞臺,中國是“后來者”,也是“壓軸者”,但在能源行業的強勁支持、綠電人民幣體系的逐步構建下,以能源為核心發展經濟的中國將逐漸取代美國的地位,重新成為世界的中心。彼時,中國將不忘“永不稱霸”的承諾,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利益奮斗。
供職于中國石油大學(北京)經濟管理學院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家,巨大的排放量遭到了世界的“口誅筆伐”。在經過精準的測算之后,中國公布了力爭于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這一目標的實現節點比多數歐美國家遲了10年,一場碳中和的大國博弈也從此開始。
為了讓“力爭”成為“肯定”,碳排放大戶——責任重大的能源行業應當積極探索,尋求既能滿足生產需求,又能實現碳中和的生產方式。這不僅關系著油氣煤一類傳統行業的命運,還是中國在碳中和博弈中勝出,和重新成為“世界中心”的必要條件。
碳中和的囚徒困境
近年來,世界對于碳排放十分“感冒”,氣候變化相關協議簽訂、政策出臺和大型實體戰略調整屢見不鮮。隨著《巴黎氣候協定》的簽訂,現代的氣候變化控制進入了人們的視野,“爭1.5保2”的溫度升幅控制也成了各個國際組織的工作要點和百余個國家和地區的減排方向。不論是《碳中和聯盟聲明》的多國簽署,“氣候雄心聯盟”的成立,還是“零碳競賽”的如火如荼,越來越多的國際氣候行動敦促世界各國推出碳中和的相關法律和政策英國、歐盟、瑞典、法國、丹麥、新西蘭等多個國家和地區出臺了相關法律或通過了相關的法律草案。
碳中和時間劃定方面,截至2021年1月,已有超過120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明確的碳中和實現時間節點。除了各個國家對于溫室氣體排放和氣候變化控制的積極響應外,大型實體也是履行氣候變化責任的對象:有如英國石油公司(bp)、殼牌、道達爾等的多家大型的歐洲石油公司都積極配合歐盟在2050年實現“凈零碳排放”的目標,計劃了朝向綜合性能源公司的轉變。對碳中和的重視也可以在這些石油巨頭的統計數據中窺見:bp向公眾發布的2019年能源統計中,“二氧化碳排放”這一統計項首次被提到了最顯眼的位置。
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也積極地向世界許下了控制氣候變化的承諾。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宣布,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一計劃是我國承擔國際責任的充分體現,值得世界各國充分的肯定和支持。
根據我國的以往做法,此次公開的碳中和時間節點一定是經過了縝密計算,且符合我國當下發展規律的最快時間。然而,縱觀世界碳中和政策,2060年這個時間節點略顯“尷尬”:美國、日本、加拿大、歐盟等12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將碳中和的實現節點定在了2050年。假設這些國家都能按期完成碳中和任務,這也就意味著2050年之后,世界上還未碳中和的超級大國,僅剩下中國一個。
由于發展階段不同的國家的國情和經濟水平的差異,其對于氣候變化的認識也不盡相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提振經濟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是其各類政策方針制定和實施的首要目標,延緩氣候變化的優先級自然就相對靠后。即便推出相關的政策,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經濟的增長。但多數發達國家已經并無經濟增長的壓力,有足夠的資源參與全球氣候變化的治理。
但是發達國家往往忽視了其自身在發展階段的時候,也曾有過大量的碳排放,反而是把矛頭指向了目前具有高碳排放總量的發展中國家,這才有了當前有如中國一般的發展中國家在“對外”——控制氣候變化和“對內”經濟增長的“夾縫”中生存的狀態,即陷入了“控制氣候變化,能源消費會受到影響,從而影響經濟發展水平;而不控制氣候變化,未來發展的可持續性無法得到保證”的囚徒困境。
對于傳統大國而言,氣候變化博弈往往和傳統領域的博弈相結合,這種復雜的關系將為今后的氣候變化政策差異導致的進一步集團化和國際關系動蕩埋下“定時炸彈”。我們可以預料,在未來,即強調“美歐日區域化”的美式全球化發展和強調“一帶一路”的中式全球化發展博弈之時,和全球未碳中和的超級大國僅有中國之時,指向中國的矛頭將越發多、越發鋒利。也就是說,中國正在面臨的,不僅是“碳中和”在技術和經濟方面的壓力,還有前所未有的國際形勢挑戰。
能源行業是破局關鍵
以上困局如何破解?我國碳中和的速度將是重要的突破點。為了更高效地實現碳中和的目標,讓“力爭”變為“肯定”,讓2060變為更早,削減化石能源即油氣煤的消費量是必由之路,因為碳排放量與一次能源消費密切相關。目前,我國化石能源在消費一次能源消費中所占比例約為85%,而煤作為化石能源中的“碳排放大戶”,占到了全國能源消費結構的近60%。根據《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戰略(2016~2030)》,到2030年和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例分別要達到20%和50%。在數據背后,我們可以預見,中國的能源結構必將經歷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牌”,隨著技術的不斷提高,可再生能源將會逐漸占據原本屬于油氣煤的位置,“飛入尋常百姓家”。
近年來,我國可再生能源技術迅猛發展,多項技術日趨成熟。但是,羅馬非一日建成,新能源技術也非立可商用。其原因主要有兩種:一是部分可再生能源的獲取成本仍然較高,經濟性較差;二是如太陽能(光熱、光伏)、風能、潮汐能等多種重要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對象都來自自然,存在著非連續、能量密度相對于化石能源較低的劣勢,且人類無法改變這一特性。如在夜晚這一用電的高峰時期,太陽能無法獲取,而在白天太陽能資源又十分充足。
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很簡單,將供給端和需求端以“互聯網”的形式串聯,將過剩時期的能量以其他的能量形式儲存,待用電高峰時段再釋放利用。這就是“能源互聯網+儲能”的分布式能源模式。除了集中的大型電站之外,連入能源互聯網的每個用戶都有發電儲電、產熱用熱并綜合利用和控制能源產生的權限,這為能量的儲存與釋放提供了充分的條件,并且為可再生能源的不連續性問題提供了較為可行的解決方案。
這一結合了能源分配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能源模式,將“滿足人類生產生活需求”和“實現碳中和”融為一體,在經濟可行的狀態下,將為我國的碳中和注入強勁的動力,也將為我國在“碳中和”的大國博弈中獲得決定性勝利奠定穩固的基礎。
這一模式的成果落地,離不開可再生能源行業的發展,離不開傳統油氣煤行業的支持,也離不開電力行業的制度創新。一方面,對于可再生能源行業而言,其發展備受國家支持,在科研投入和經濟支持方面都站在行業前列,因此可再生能源行業需要不辱使命,將“提技術、降成本”作為發展的首要任務,即提升可再生能源技術水平以在供給端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可再生能源應用成本以實現上述模式的經濟可行性。另一方面,對于傳統的油氣煤行業而言,長期而言的需求削減已經被寫入了發展規劃,成為了無法改變的事實。
但是在短期,即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和不連續性問題未被解決之前,油氣煤仍然會是我國能源消費結構中重要組成。因此,為了加速“能源互聯網+儲能”能源模式的發展,油氣煤行業要在穩定現今能源供應的基礎上,積極探尋適合企業實際情況、符合我國國情的轉型方式,并利用好現有的科研實力和各類物質資源,攻關儲能技術。
除此之外,目前的電力系統供給端和需求端劃分明確,且市場化程度相對較低。而為了實現上述的能源模式,市場化、自主發電的自由上網定價和管理都是全新的、待探索的問題,因此,上述模式的落地最終需要電力行業探索新的電能定價機制和電力管理模式,引入競爭機制、提升市場化水平從而實現高質高效供電,扶持可再生能源發電、支持自由上網從而實現減耗減排愿景。
“綠電人民幣”的可行方案
除了調整能源模式,實現減排雄心之外,為了真正地跑贏“碳中和”的大國博弈,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利益,中國需要推進以能源為核心的經濟發展。
大家知道,現在的石油主要以美元結算。這一現象可以追溯至20世紀70年代。當時,美國政府停止了美國兌換黃金,為了保證美國的財政安全,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與沙特阿拉伯談判,同意為沙特提供武器和保護,但要求沙特全部的石油交易使用美元結算。鑒于沙特是世界第一大石油輸出國,其在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和全球石油市場中都具有重要的影響力,OPEC國家也逐漸開始使用美元作為唯一計價貨幣,石油美元體系從此確立。這樁將國際石油交易與美元掛鉤的談判意味著只要有國際石油交易,就要有美元的購入和儲備,導致美元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逐漸形成了如今“美元霸權”的局面。
為了打破這一局面,中國正在積極地與石油輸出國談判,以推動石油和天然氣的人民幣結算體系形成。這一“去美元化”的舉措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但是,如上文所述,在碳中和的世界競賽中,油氣煤作為能源的屬性將逐漸被“能源互聯網+儲能”的能源模式取代,綠電,即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為零或趨近零的電力,將會成為世界能源消費的“排頭兵”。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有希望、且有能力構建全新的“綠電人民幣”結算體系。
具體來說,綠電人民幣結算體系“天時地利”。天時方面,在特高壓技術得到突破后,“一極一道”的風能和太陽能資源將會成為各國應用的重要資源。中國應發揮大國作用,主導世界能源互聯網體系的構建,積極與綠電輸出國談判,一方面向這些“一極一道”國家提供先進的可再生能源技術、儲能技術和基礎設施建設資源,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大化綠電輸出國的能源供應水平,同時推進綠電的人民幣結算,掌握綠電結算主動權,提升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實現互利共贏。在此基礎之上,中國強大的生產能力還可為人民幣在世界的推廣獻上一計“助攻”:綠電人民幣在世界的地位得到鞏固之時,世界各國都需要購入和儲備人民幣以進口綠電,人民幣也將會如同現在的美元一樣,成為世界流通的貨幣,此時中國出口的非能源類貨物的人民幣結算,將在很大程度上與綠電人民幣相互促進、正向反饋,形成“貨物出口—綠電進口—人民幣結算”的綠電人民幣體系。而在地利方面,中國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中國西部地區的風能和太陽能資源極為豐富,且多為人口密度和土地利用程度較低的沙漠、高原地區,這為我國在西部大批量修建大型光伏、光熱以及風力發電廠提供了“量身定制”的條件。
憑借這一地理優勢,我國可以用最先進的技術擴大綠電產能并上傳至世界能源互聯網,進一步提升人民幣在世界范圍內的地位,從而在石油美元體系逐漸瓦解之時,憑借綠電人民幣這一基于能源的經濟體系,重新站回世界的中心。
世界碳減排的舞臺,中國是“后來者”,也是“壓軸者”,但在能源行業的強勁支持、綠電人民幣體系的逐步構建下,以能源為核心發展經濟的中國將逐漸取代美國的地位,重新成為世界的中心。彼時,中國將不忘“永不稱霸”的承諾,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利益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