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生態環境領域“放管服”改革持續深化,各地各級生態環境部門出臺了一系列舉措,加強對企業的幫扶。生態環境部門與企業在依法經營和求得健康發展上存在最大公約數。但在現實中,一些企業還未能轉變觀念,認為生態環境部門與自己是對立的,兩者是貓和老鼠的關系。這就導致企業和生態環境部門在實際工作中往往是各說各話、各做各事,沒有形成治污合力。一方面,有些企業缺少環保專業技術人才,卻又不愿接受生態環境部門指導;另一方面,生態環境部門想真幫扶,卻又得不到企業的理解。在實際工作中,如何打通企業和生態環境部門之間的隔閡?如何調動企業的積極性,真正與生態環境部門在治污上形成互動?在日常執法中,可以通過哪些方式贏得企業的理解和信任?對此,本報組織了相關討論,現刊登部分觀點,希望讀者能從中有所啟發和借鑒。
應對企業治污能力實施全面“扶貧”
◆叱狼
除了必要的懲處措施,還應對企業治污能力實施全面“扶貧”。通過“治污扶貧”,與企業交流感情、增進理解,激發企業履行治污主體責任的內生動力,形成攜手治污的工作合力。
當前,中小企業受到行政處罰,多數是因為污染防治能力偏弱、水平不高。促使企業增強治污能力,懲處倒逼確有必要,尤其對個別目無法律、屢教不改的企業。然而,對大多數企業來說,通過近些年各級生態環境部門的大力宣傳和引導,他們也都具備了一定的污染防治意識,主動按照有關環保要求,采取了一些措施。可是受多種因素影響,這些企業的污染防治能力仍然相對較弱,距離規范化標準化還有一定差距。對此,不能簡單地以罰代管、以罰代督、以罰代扶。
督促、指導和扶助更多企業系統完善治污措施,保障污染物穩定達標排放,是保質保量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繞不過去的一道坎,也是鞏固戰果、確保長治久安的基礎與依托。因此,筆者認為,全面推進企業治污措施提檔升級,應堅持“兩條腿走路”,除了必要的懲處措施,還應對企業治污能力實施全面“扶貧”。通過“治污扶貧”,與企業交流感情、增進理解,激發企業履行治污主體責任的內生動力,形成攜手治污的工作合力。
對眾多企業實施“治污扶貧”并防范“返貧”,絕非一蹴而就。“治污扶貧”過程中,或多或少會增加企業運行成本,有的企業主難免會產生消極甚至抵觸情緒,也可能會出現不同的聲音。這個時候,就要向企業講清楚利弊得失:與其出現污染問題被依法嚴罰,不如將繳納罰款的錢用于配備污染防治措施。從長遠看,只要懷揣真心與恒心,全心全意幫扶企業走上綠色發展的道路,企業最終會嘗到甜頭,理解生態環境部門的做法。
但也要看到,各個行業、各種規模的企業污染狀況千差萬別,對企業“治污扶貧”,不能簡單地搞“一刀切”,務必要精準施策,對癥下藥。比如,有的企業環保基礎設施薄弱,而面對各種治污設施,企業往往不知道如何選擇;也有的企業治污設施完備,但沒人懂技術,只知道開啟治污設備,至于是否有效運行,一問三不知。對此,切不可草率地等量齊觀,要秉持“缺什么補什么”的原則,因企制宜,有的放矢,靶向治療。
對企業污染防治方面“扶真貧、真扶貧、真脫貧”,筆者認為,應從幫扶的機制和方法上拓展思維、創新思路。
一要建立由生態環境部門牽頭、各行業主管部門負責、相關職能部門聯動、屬地政府配合、環保網格員參與的幫扶架構。協助企業排查治污問題、擬制改進方案,并協調金融機構和第三方環保公司,分別給予資金支持和技術支撐等。
二要建立“治污扶貧一企一策”,多方位協助企業進行“體檢”。根據病癥輕重緩急,由企業分期分批實施點穴式自我診治,做到一針見血,精準幫扶。
三要建立分片包干、結對幫扶機制,將幫扶具體責任、工作要求等落實到人,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扶到什么標準以及完成時限等問題,做到治污不“脫貧”堅決不“撤兵”,而且即便“脫貧”了,還要“送一程”,防范“脫貧摘帽”后出現“返貧”現象。
四要建立定期通報講評機制。對幫扶效率高、效果好的,要予以表彰,并適時推廣可借鑒的經驗做法。促使各級職能部門和屬地政府深化幫扶措施,實現長效幫扶,保障企業盡快身強體壯,實現綠色經營。
抓好環保“貧困戶”的“脫貧攻堅”
◆陳安 胡雪麗
生態環境部門要著力幫助法治意識淡漠、環保知識匱乏的企業樹立正確的發展觀和生態環境意識,主動扶企業生態思想之貧,補企業環保精神之鈣,讓企業主充分認清時代的要求和自身的差距,在環境治理上主動作為。
在深化“放管服”改革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中,許多企業順應潮流,堅持綠色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直面問題,主動作為,不斷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增強企業綜合競爭力,最終實現華麗轉身。如宜昌某制藥企業,不僅配備了專業的環保人員隊伍,而且長期聘請專家顧問團隊指導企業開展污染治理。在生態環境部門組織的企業污染治理技術學習與考察中,這家企業都積極參加,始終堅持環保先行,主動轉型,最終發展成為行業領軍企業。
然而,也有一些企業因循守舊,不講法治講關系,出于慣性思維常與管理部門“打太極”,面對問題消極應付,虛假整改,最終在市場競爭中陷入被動。例如,某紙制品企業是一家成長型的高新企業,由于生產中危險廢物產生量較大,企業領導層總是打著節省環保開支獲取更多利潤的“小算盤”。最終,該企業在暴雨期偷排危險廢物造成下游河流突發性污染,不僅被罰款300多萬元,而且涉事5名員工被追究了刑事責任,企業的運營也因此陷入停滯。
面對企業不愿配合治污的情況,生態環境部門應怎樣打通與企業之間的溝通障礙,贏得企業對環境執法的理解和尊重?筆者認為可以從如下幾方面著手:
一是抓好環保“貧困戶”的“脫貧攻堅”,分類施策推進企業思想脫貧。環境意識不強、法治觀念淡薄是粗放式發展觀和缺乏社會責任感的突出表現,這種情形在市場主體中較為普遍。生態環境部門要著力幫助法治意識淡漠、環保知識匱乏的企業樹立正確的發展觀和生態環境意識,主動扶企業生態思想之貧,補企業環保精神之鈣,讓企業主充分認清時代的要求和自身的差距,在環境治理上主動作為。對主觀上主動實施綠色轉型的困難企業,生態環境部門要加大幫扶力度,采取對口支援、精準幫扶的模式開展跟蹤指導,分類施策,針對復雜問題可聘請專家團隊綜合研究,幫助企業健全污染治理設施、規范環境管理制度,實現綠色轉型。建立末端淘汰制,對長期違法排污及主觀上惡意違法、累查不改的污染企業,應堅決依法淘汰出局。
二是健全正向激勵機制,用好環境信用評價制度。加大向環保治理成效顯著企業的政策傾斜力度,發揮優質企業的市場引領作用。對守法守信的企業健全配套激勵機制,如采取簡化審批流程、停限產豁免、貸款政策優惠等激勵政策,給企業送上“定心丸”。將環境信用評價制度作為規范企業履行環保法定義務和社會責任的重要手段,實行企業環境信用信息公開,引導公眾參與環境監督,促進部門協作,構建環保“守信激勵、失信懲戒”的機制。對長期違法生產、惡意排污的企業,要實行聯合懲戒,增加違法成本。
三是發揮環保行業協會的紐帶作用,搭建生態環境部門與企業的交流平臺。地方環保行業協會應多開展市場調研,及時掌握各行業環保技術科技需求,通過技術交流與先進經驗推廣、環保技能培訓等形式,搭建生態環境部門與企業之間的交流平臺,暢通二者之間溝通渠道。同時,應積極發揮環保優質企業的示范引領作用,促進不同行業企業間環保技術交流與合作,增強企業參與環保技能學習的主動性。
四是準確把握執法尺度,執法與普法相結合。環境執法要堅持從實際出發,禁止環保“一刀切”,切實保護企業合法權益。多進行換位思考,對企業主觀故意與過失違法應予以區分,面對企業環境問題,多提建設性建議。在執法過程中要始終將普法貫穿始終,按照“誰執法誰普法”的要求,針對企業治污重點,量身定制普法內容,努力實現精準普法。持續開展送法下基層活動,生態環境部門要主動深入企業開展環境法規知識宣傳,結合企業實際,針對性開展普法教育。
尋求政企生態環保認識最大公約數
◆千江月
要打通這種隔閡,引導政府部門和企業向生態環境保護這個共同目標靠近,關鍵在于尋求雙方在“放管服”改革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認識上的最大公約數。這個最大公約數,就是生態環境保護促進高質量發展的共識。
當前,生態環境領域“放管服”改革持續深化,各地各級政府和生態環境部門出臺了一系列舉措,加強對企業的幫扶,給企業帶來很多幫助和實惠。然而,在實踐中,有的企業并不買賬,甚至還有抵觸情緒。對此,很多基層環保人員不理解,很多企業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治污是你們的責任,我們這么做都是為你好。”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根源在于政府和企業在觀念和意識上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對立。“都是為你好”這句好像家長訓誡孩子的口頭語,本身就反映了政府及相關部門的慣性思維。而和孩子的叛逆心理不同,企業更多是畏懼和疑慮心理,進而采取不合作的態度。
筆者認為,要打通這種隔閡,引導政府部門和企業向生態環境保護這個共同目標靠近,關鍵在于尋求雙方在“放管服”改革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認識上的最大公約數。這個最大公約數,就是生態環境保護促進高質量發展的共識。
對企業來說,逐利是天性,發展是生命。如果政府部門只強調企業履行生態環境保護的責任和義務,不管不顧企業的生存發展,工作做得再多恐怕也只能是一廂情愿,甚至適得其反。在遵守生態環境保護法定義務和社會責任的認識上,多數企業能夠和政府部門形成共識,而在環境保護工作促進高質量發展上,不少地方政府部門和大多數企業還認識不夠、理解不透。只有當政府部門和企業在這一點上形成共識,才能加深了解、形成合力,產生向共同目標前進的動力。那么,如何凝聚共識?筆者認為雙方要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是認識到生態環境保護促進高質量發展已成為常態。在深化生態環境領域“放管服”改革的形勢下,政府部門要及時從約束型監管向服務型監管轉變,用優質服務更好地促進監管。企業與其坐等被淘汰,不如積極響應,主動接受政府部門的指導和幫助,雙方共同推動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是找到環境監管和企業發展的平衡點。前不久,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塘棲環保所在處罰兩家企業后,通過耐心教育、技術指導等,一方面,促進企業提升了環保水平,獲得了可持續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面,通過新設施實現廢物回收利用和費用成本降低,從中獲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政府部門想提高企業的污染治理水平,企業想獲取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這就要找到結合雙方實際和滿足雙方需求的平衡點。而且這是一種動態平衡,不同對象、不同階段會產生變化,要及時進行修正調整。
三是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政府部門是相關政策規定的執行者,是量和度的把握者,服務企業不能搞“一刀切”“拉郎配”,還是要多走走、多看看、多談談,實地了解企業的實際需求。企業自己最清楚怕什么、缺什么、要什么,不管是法律政策不理解,還是資訊信息不暢通,不管是技術工藝要支持,還是資金投入有困難,只要是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發展這個共同目標,不妨及時主動向政府部門交心。通過良好的溝通,讓政府部門提供真幫助、有用的幫助,讓企業得到真服務、滿意的服務。
將服務向縱深推進
◆江曉瓊
某中小民營企業主要從事涂料的生產加工,處于供應鏈上游,負責供應油漆原料。但位于下游的生產型企業每年因生產需要,要求處置大量的危險廢物即廢油漆空桶(以噸計量),危險廢物的處置費用讓下游企業不堪重負。
當地生態環境部門工作人員會同行業協會,有效調動社會資源,共同尋求方法節約企業生產成本,通過多方協商,尋求專家意見,幫助下游企業與上游企業建立了油漆桶回收機制。通過技術改造,在油漆桶內加一層塑料薄膜袋盛裝油漆。這層塑料薄膜袋作為危險廢物進行處置,而油漆桶可供反復使用,較之前處置費用節約了60%左右。
以上做法既幫助了下游生產企業節約了危險廢物處置成本,又拓寬了上游企業原料供應客戶渠道,實現了多方共贏的良好局面。
這是筆者在一線執法工作中遇到的一起真實案例,其做法值得借鑒。
當前,多數企業在與政府溝通的環節中,還存在有所保留的態度,未能準確地表達自己面臨的環境治理困境和生產方面的技術訴求,導致當地生態環境部門無處發力,企業與政府之間存在彼此不信任的關系,給污染防治工作帶來阻力。
筆者認為,作為企業,要順應當前大形勢,積極響應幫扶政策;作為生態環境部門,要及時體察企業需求,提升服務質量。
要明確幫扶責任,完善制度建設。生態環境部門在執法過程中應主動作為,建立幫扶機制。例如,上海市青浦區建立了“片區式”責任劃分制度,明確了“點對點”“點對片”的包干機制,定崗定人,責任明晰,解決了中小企業遇到技術、政策困難無所適從的尷尬境地。
切實解決企業“點”上的技術問題是職責所在,解決諸多企業“面”上的問題,則需當地生態環境部門不斷探索,怎樣將服務向縱深推進,尋求解決普遍、共性問題的良好途徑。
政府部門在開展業務培訓、企業座談會中,應開設與企業的交流互動環節,解讀當前生態環境政策,拉近與企業之間距離。實行差異化分類服務,切實解決企業實際環境治理問題,幫助其轉型發展。加大政府機關運作的公開透明力度,破除政策信息壁壘,邀請企業線上、線下參與政府重要事項決策意見征詢。同時,發揮好行業協會的引領作用,強化傳導正面效應,積極宣傳,增加企業對于政府的信任度。
用真誠的態度服務企業
◆鄭興春 王冠楠
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有效落實,離不開生態環境部門的辛勤付出,企業的理解和支持同樣必不可少。為了共同的藍天白云、青山綠水,生態環境部門和企業如何尋求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筆者在推進柴油貨車污染治理實踐中感受到,只有將心比心,用真誠服務的態度對待企業,才能贏得廣泛理解和信任。
隨著柴油貨車保有量的快速增加,柴油貨車尾氣污染問題逐漸突顯。為降低柴油貨車污染物排放量,各地采取老舊車淘汰更新、高排放柴油車限行、使用新國標從嚴檢測機動車尾氣排放、路檢路查以及大戶制管理等措施,推進老舊柴油車尾氣污染防治工作。
但是,此項工作開展之初確實存在一定難度。柴油車一般用于運輸經營活動,直接關乎車主的經濟收入,面對各種管控措施,車主有抵觸情緒也是人之常情。比如,在生態環境部門進行路檢、路查時,有的車主不愿意配合,在進行柴油車大戶入戶檢查時,有時候也會吃到“閉門羹”。倘若采取簡單粗暴的工作方式,只會激化對立情緒,不利于工作的開展和推進。
那么,應該如何有效地與企業進行溝通、交流,讓企業理解這項工作的意義,并愿意配合生態環境部門開展工作?
一是傾聽企業訴求,與企業溝通談心。生態環保政策,特別是涉及市場主體的政策,在制定時尤其要注重征求企業意見,不能自說自話。否則到了具體實施階段,企業會產生很多疑問和不解,影響進度。蘇州市在制定老舊機動車淘汰政策時,生態環境部門工作人員多次上門了解企業和車主的真實想法,有時甚至冒著傾盆大雨、踩著滿地泥漿如約到工地上尋訪。企業和車主也因此愿意配合,主動了解新政策,提出看法。事實上,大多數企業都很支持環保政策,只是希望多考慮一些實際情況、一起參與制定政策。經過廣泛征求意見后,所制定的淘汰補助政策獲得了廣泛認可,短短幾個月就順利淘汰了1.7萬輛機動車,基本無投訴。
二是免費上門檢測,用檢測結果擺事實。對企業而言,有沒有污染、排放是否達標,并非肉眼可見,必須要用科學的事實來說服。比如,一些車主認為自己的車在年檢時排放達標,不應該被淘汰,對相關政策不予支持。其實,年檢達標并不代表在長期使用過程中就不會超標,在日常抽檢中,大約只有60%-70%的車輛合格。針對這種情況,在全市范圍內進行入戶免費檢測。現場測試出車輛不合格,車企就會同意進行維修治理,以達到排放要求。對于維修治理后仍無法檢測合格的老舊車輛,企業和車主也會認識到必要性,主動配合實施淘汰。
三是積極組織培訓,向企業宣講政策技術。隔閡往往來自于陌生。企業對政策和技術的了解越充分、越系統,生態環境部門與企業之間的溝通就越順利、越暢通。針對老舊柴油車淘汰,筆者所在生態環境部門組織了多次培訓會議,宣傳相關政策,現場講解技術。企業和車主參加的積極性很高,每次培訓都會涌現出很多帶頭響應政策的領頭人,很多企業現場承諾對車輛更新換代。甚至有的公司在參加培訓后,主動了解柴油車淘汰補助政策,僅兩周時間就完成了20余輛柴油車的淘汰更新。
應對企業治污能力實施全面“扶貧”
◆叱狼
除了必要的懲處措施,還應對企業治污能力實施全面“扶貧”。通過“治污扶貧”,與企業交流感情、增進理解,激發企業履行治污主體責任的內生動力,形成攜手治污的工作合力。
當前,中小企業受到行政處罰,多數是因為污染防治能力偏弱、水平不高。促使企業增強治污能力,懲處倒逼確有必要,尤其對個別目無法律、屢教不改的企業。然而,對大多數企業來說,通過近些年各級生態環境部門的大力宣傳和引導,他們也都具備了一定的污染防治意識,主動按照有關環保要求,采取了一些措施。可是受多種因素影響,這些企業的污染防治能力仍然相對較弱,距離規范化標準化還有一定差距。對此,不能簡單地以罰代管、以罰代督、以罰代扶。
督促、指導和扶助更多企業系統完善治污措施,保障污染物穩定達標排放,是保質保量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繞不過去的一道坎,也是鞏固戰果、確保長治久安的基礎與依托。因此,筆者認為,全面推進企業治污措施提檔升級,應堅持“兩條腿走路”,除了必要的懲處措施,還應對企業治污能力實施全面“扶貧”。通過“治污扶貧”,與企業交流感情、增進理解,激發企業履行治污主體責任的內生動力,形成攜手治污的工作合力。
對眾多企業實施“治污扶貧”并防范“返貧”,絕非一蹴而就。“治污扶貧”過程中,或多或少會增加企業運行成本,有的企業主難免會產生消極甚至抵觸情緒,也可能會出現不同的聲音。這個時候,就要向企業講清楚利弊得失:與其出現污染問題被依法嚴罰,不如將繳納罰款的錢用于配備污染防治措施。從長遠看,只要懷揣真心與恒心,全心全意幫扶企業走上綠色發展的道路,企業最終會嘗到甜頭,理解生態環境部門的做法。
但也要看到,各個行業、各種規模的企業污染狀況千差萬別,對企業“治污扶貧”,不能簡單地搞“一刀切”,務必要精準施策,對癥下藥。比如,有的企業環保基礎設施薄弱,而面對各種治污設施,企業往往不知道如何選擇;也有的企業治污設施完備,但沒人懂技術,只知道開啟治污設備,至于是否有效運行,一問三不知。對此,切不可草率地等量齊觀,要秉持“缺什么補什么”的原則,因企制宜,有的放矢,靶向治療。
對企業污染防治方面“扶真貧、真扶貧、真脫貧”,筆者認為,應從幫扶的機制和方法上拓展思維、創新思路。
一要建立由生態環境部門牽頭、各行業主管部門負責、相關職能部門聯動、屬地政府配合、環保網格員參與的幫扶架構。協助企業排查治污問題、擬制改進方案,并協調金融機構和第三方環保公司,分別給予資金支持和技術支撐等。
二要建立“治污扶貧一企一策”,多方位協助企業進行“體檢”。根據病癥輕重緩急,由企業分期分批實施點穴式自我診治,做到一針見血,精準幫扶。
三要建立分片包干、結對幫扶機制,將幫扶具體責任、工作要求等落實到人,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扶到什么標準以及完成時限等問題,做到治污不“脫貧”堅決不“撤兵”,而且即便“脫貧”了,還要“送一程”,防范“脫貧摘帽”后出現“返貧”現象。
四要建立定期通報講評機制。對幫扶效率高、效果好的,要予以表彰,并適時推廣可借鑒的經驗做法。促使各級職能部門和屬地政府深化幫扶措施,實現長效幫扶,保障企業盡快身強體壯,實現綠色經營。
抓好環保“貧困戶”的“脫貧攻堅”
◆陳安 胡雪麗
生態環境部門要著力幫助法治意識淡漠、環保知識匱乏的企業樹立正確的發展觀和生態環境意識,主動扶企業生態思想之貧,補企業環保精神之鈣,讓企業主充分認清時代的要求和自身的差距,在環境治理上主動作為。
在深化“放管服”改革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中,許多企業順應潮流,堅持綠色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直面問題,主動作為,不斷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增強企業綜合競爭力,最終實現華麗轉身。如宜昌某制藥企業,不僅配備了專業的環保人員隊伍,而且長期聘請專家顧問團隊指導企業開展污染治理。在生態環境部門組織的企業污染治理技術學習與考察中,這家企業都積極參加,始終堅持環保先行,主動轉型,最終發展成為行業領軍企業。
然而,也有一些企業因循守舊,不講法治講關系,出于慣性思維常與管理部門“打太極”,面對問題消極應付,虛假整改,最終在市場競爭中陷入被動。例如,某紙制品企業是一家成長型的高新企業,由于生產中危險廢物產生量較大,企業領導層總是打著節省環保開支獲取更多利潤的“小算盤”。最終,該企業在暴雨期偷排危險廢物造成下游河流突發性污染,不僅被罰款300多萬元,而且涉事5名員工被追究了刑事責任,企業的運營也因此陷入停滯。
面對企業不愿配合治污的情況,生態環境部門應怎樣打通與企業之間的溝通障礙,贏得企業對環境執法的理解和尊重?筆者認為可以從如下幾方面著手:
一是抓好環保“貧困戶”的“脫貧攻堅”,分類施策推進企業思想脫貧。環境意識不強、法治觀念淡薄是粗放式發展觀和缺乏社會責任感的突出表現,這種情形在市場主體中較為普遍。生態環境部門要著力幫助法治意識淡漠、環保知識匱乏的企業樹立正確的發展觀和生態環境意識,主動扶企業生態思想之貧,補企業環保精神之鈣,讓企業主充分認清時代的要求和自身的差距,在環境治理上主動作為。對主觀上主動實施綠色轉型的困難企業,生態環境部門要加大幫扶力度,采取對口支援、精準幫扶的模式開展跟蹤指導,分類施策,針對復雜問題可聘請專家團隊綜合研究,幫助企業健全污染治理設施、規范環境管理制度,實現綠色轉型。建立末端淘汰制,對長期違法排污及主觀上惡意違法、累查不改的污染企業,應堅決依法淘汰出局。
二是健全正向激勵機制,用好環境信用評價制度。加大向環保治理成效顯著企業的政策傾斜力度,發揮優質企業的市場引領作用。對守法守信的企業健全配套激勵機制,如采取簡化審批流程、停限產豁免、貸款政策優惠等激勵政策,給企業送上“定心丸”。將環境信用評價制度作為規范企業履行環保法定義務和社會責任的重要手段,實行企業環境信用信息公開,引導公眾參與環境監督,促進部門協作,構建環保“守信激勵、失信懲戒”的機制。對長期違法生產、惡意排污的企業,要實行聯合懲戒,增加違法成本。
三是發揮環保行業協會的紐帶作用,搭建生態環境部門與企業的交流平臺。地方環保行業協會應多開展市場調研,及時掌握各行業環保技術科技需求,通過技術交流與先進經驗推廣、環保技能培訓等形式,搭建生態環境部門與企業之間的交流平臺,暢通二者之間溝通渠道。同時,應積極發揮環保優質企業的示范引領作用,促進不同行業企業間環保技術交流與合作,增強企業參與環保技能學習的主動性。
四是準確把握執法尺度,執法與普法相結合。環境執法要堅持從實際出發,禁止環保“一刀切”,切實保護企業合法權益。多進行換位思考,對企業主觀故意與過失違法應予以區分,面對企業環境問題,多提建設性建議。在執法過程中要始終將普法貫穿始終,按照“誰執法誰普法”的要求,針對企業治污重點,量身定制普法內容,努力實現精準普法。持續開展送法下基層活動,生態環境部門要主動深入企業開展環境法規知識宣傳,結合企業實際,針對性開展普法教育。
尋求政企生態環保認識最大公約數
◆千江月
要打通這種隔閡,引導政府部門和企業向生態環境保護這個共同目標靠近,關鍵在于尋求雙方在“放管服”改革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認識上的最大公約數。這個最大公約數,就是生態環境保護促進高質量發展的共識。
當前,生態環境領域“放管服”改革持續深化,各地各級政府和生態環境部門出臺了一系列舉措,加強對企業的幫扶,給企業帶來很多幫助和實惠。然而,在實踐中,有的企業并不買賬,甚至還有抵觸情緒。對此,很多基層環保人員不理解,很多企業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治污是你們的責任,我們這么做都是為你好。”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根源在于政府和企業在觀念和意識上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對立。“都是為你好”這句好像家長訓誡孩子的口頭語,本身就反映了政府及相關部門的慣性思維。而和孩子的叛逆心理不同,企業更多是畏懼和疑慮心理,進而采取不合作的態度。
筆者認為,要打通這種隔閡,引導政府部門和企業向生態環境保護這個共同目標靠近,關鍵在于尋求雙方在“放管服”改革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認識上的最大公約數。這個最大公約數,就是生態環境保護促進高質量發展的共識。
對企業來說,逐利是天性,發展是生命。如果政府部門只強調企業履行生態環境保護的責任和義務,不管不顧企業的生存發展,工作做得再多恐怕也只能是一廂情愿,甚至適得其反。在遵守生態環境保護法定義務和社會責任的認識上,多數企業能夠和政府部門形成共識,而在環境保護工作促進高質量發展上,不少地方政府部門和大多數企業還認識不夠、理解不透。只有當政府部門和企業在這一點上形成共識,才能加深了解、形成合力,產生向共同目標前進的動力。那么,如何凝聚共識?筆者認為雙方要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是認識到生態環境保護促進高質量發展已成為常態。在深化生態環境領域“放管服”改革的形勢下,政府部門要及時從約束型監管向服務型監管轉變,用優質服務更好地促進監管。企業與其坐等被淘汰,不如積極響應,主動接受政府部門的指導和幫助,雙方共同推動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是找到環境監管和企業發展的平衡點。前不久,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塘棲環保所在處罰兩家企業后,通過耐心教育、技術指導等,一方面,促進企業提升了環保水平,獲得了可持續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面,通過新設施實現廢物回收利用和費用成本降低,從中獲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政府部門想提高企業的污染治理水平,企業想獲取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這就要找到結合雙方實際和滿足雙方需求的平衡點。而且這是一種動態平衡,不同對象、不同階段會產生變化,要及時進行修正調整。
三是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政府部門是相關政策規定的執行者,是量和度的把握者,服務企業不能搞“一刀切”“拉郎配”,還是要多走走、多看看、多談談,實地了解企業的實際需求。企業自己最清楚怕什么、缺什么、要什么,不管是法律政策不理解,還是資訊信息不暢通,不管是技術工藝要支持,還是資金投入有困難,只要是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發展這個共同目標,不妨及時主動向政府部門交心。通過良好的溝通,讓政府部門提供真幫助、有用的幫助,讓企業得到真服務、滿意的服務。
將服務向縱深推進
◆江曉瓊
某中小民營企業主要從事涂料的生產加工,處于供應鏈上游,負責供應油漆原料。但位于下游的生產型企業每年因生產需要,要求處置大量的危險廢物即廢油漆空桶(以噸計量),危險廢物的處置費用讓下游企業不堪重負。
當地生態環境部門工作人員會同行業協會,有效調動社會資源,共同尋求方法節約企業生產成本,通過多方協商,尋求專家意見,幫助下游企業與上游企業建立了油漆桶回收機制。通過技術改造,在油漆桶內加一層塑料薄膜袋盛裝油漆。這層塑料薄膜袋作為危險廢物進行處置,而油漆桶可供反復使用,較之前處置費用節約了60%左右。
以上做法既幫助了下游生產企業節約了危險廢物處置成本,又拓寬了上游企業原料供應客戶渠道,實現了多方共贏的良好局面。
這是筆者在一線執法工作中遇到的一起真實案例,其做法值得借鑒。
當前,多數企業在與政府溝通的環節中,還存在有所保留的態度,未能準確地表達自己面臨的環境治理困境和生產方面的技術訴求,導致當地生態環境部門無處發力,企業與政府之間存在彼此不信任的關系,給污染防治工作帶來阻力。
筆者認為,作為企業,要順應當前大形勢,積極響應幫扶政策;作為生態環境部門,要及時體察企業需求,提升服務質量。
要明確幫扶責任,完善制度建設。生態環境部門在執法過程中應主動作為,建立幫扶機制。例如,上海市青浦區建立了“片區式”責任劃分制度,明確了“點對點”“點對片”的包干機制,定崗定人,責任明晰,解決了中小企業遇到技術、政策困難無所適從的尷尬境地。
切實解決企業“點”上的技術問題是職責所在,解決諸多企業“面”上的問題,則需當地生態環境部門不斷探索,怎樣將服務向縱深推進,尋求解決普遍、共性問題的良好途徑。
政府部門在開展業務培訓、企業座談會中,應開設與企業的交流互動環節,解讀當前生態環境政策,拉近與企業之間距離。實行差異化分類服務,切實解決企業實際環境治理問題,幫助其轉型發展。加大政府機關運作的公開透明力度,破除政策信息壁壘,邀請企業線上、線下參與政府重要事項決策意見征詢。同時,發揮好行業協會的引領作用,強化傳導正面效應,積極宣傳,增加企業對于政府的信任度。
用真誠的態度服務企業
◆鄭興春 王冠楠
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有效落實,離不開生態環境部門的辛勤付出,企業的理解和支持同樣必不可少。為了共同的藍天白云、青山綠水,生態環境部門和企業如何尋求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筆者在推進柴油貨車污染治理實踐中感受到,只有將心比心,用真誠服務的態度對待企業,才能贏得廣泛理解和信任。
隨著柴油貨車保有量的快速增加,柴油貨車尾氣污染問題逐漸突顯。為降低柴油貨車污染物排放量,各地采取老舊車淘汰更新、高排放柴油車限行、使用新國標從嚴檢測機動車尾氣排放、路檢路查以及大戶制管理等措施,推進老舊柴油車尾氣污染防治工作。
但是,此項工作開展之初確實存在一定難度。柴油車一般用于運輸經營活動,直接關乎車主的經濟收入,面對各種管控措施,車主有抵觸情緒也是人之常情。比如,在生態環境部門進行路檢、路查時,有的車主不愿意配合,在進行柴油車大戶入戶檢查時,有時候也會吃到“閉門羹”。倘若采取簡單粗暴的工作方式,只會激化對立情緒,不利于工作的開展和推進。
那么,應該如何有效地與企業進行溝通、交流,讓企業理解這項工作的意義,并愿意配合生態環境部門開展工作?
一是傾聽企業訴求,與企業溝通談心。生態環保政策,特別是涉及市場主體的政策,在制定時尤其要注重征求企業意見,不能自說自話。否則到了具體實施階段,企業會產生很多疑問和不解,影響進度。蘇州市在制定老舊機動車淘汰政策時,生態環境部門工作人員多次上門了解企業和車主的真實想法,有時甚至冒著傾盆大雨、踩著滿地泥漿如約到工地上尋訪。企業和車主也因此愿意配合,主動了解新政策,提出看法。事實上,大多數企業都很支持環保政策,只是希望多考慮一些實際情況、一起參與制定政策。經過廣泛征求意見后,所制定的淘汰補助政策獲得了廣泛認可,短短幾個月就順利淘汰了1.7萬輛機動車,基本無投訴。
二是免費上門檢測,用檢測結果擺事實。對企業而言,有沒有污染、排放是否達標,并非肉眼可見,必須要用科學的事實來說服。比如,一些車主認為自己的車在年檢時排放達標,不應該被淘汰,對相關政策不予支持。其實,年檢達標并不代表在長期使用過程中就不會超標,在日常抽檢中,大約只有60%-70%的車輛合格。針對這種情況,在全市范圍內進行入戶免費檢測。現場測試出車輛不合格,車企就會同意進行維修治理,以達到排放要求。對于維修治理后仍無法檢測合格的老舊車輛,企業和車主也會認識到必要性,主動配合實施淘汰。
三是積極組織培訓,向企業宣講政策技術。隔閡往往來自于陌生。企業對政策和技術的了解越充分、越系統,生態環境部門與企業之間的溝通就越順利、越暢通。針對老舊柴油車淘汰,筆者所在生態環境部門組織了多次培訓會議,宣傳相關政策,現場講解技術。企業和車主參加的積極性很高,每次培訓都會涌現出很多帶頭響應政策的領頭人,很多企業現場承諾對車輛更新換代。甚至有的公司在參加培訓后,主動了解柴油車淘汰補助政策,僅兩周時間就完成了20余輛柴油車的淘汰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