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中央在兩會上提出了“關于盡快對危廢處理行業發展進行長遠布局的提案”。針對這個提案，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院長王毅日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目前整個危險廢物處置領域存在大量急需解決的問題，應該依靠科技和制度創新，全面提升危廢監管水平。
3月7日，全國人大代表王毅在接受采訪。(攝影：中國日報網記者 嚴玉潔)
王毅說，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在審議“固體廢物防治法”執法檢查報告時，其中一個突出問題是危險廢物(以下簡稱“危廢”)的處理處置及監管存在較大風險。目前危廢處理行業主要存在三大難題。
一是危廢處理存在缺乏全面規劃、制度設計缺陷多、監管力量薄弱等問題。“目前，全國具有危廢經營許可證的單位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而山東、內蒙古、河南、湖南等危廢排放的重點省份處理能力不足。在管理上，危廢的貯存、收集、運輸環節的“盲點”和“堵點”較多，缺少完善的制度安排，不少地方的危廢轉移聯單依然采取落后的紙質化管理，很容易偽造、變更，給監管帶來很大難度。同時，危廢監管力量薄弱，監管人員嚴重缺乏，特別是區縣一級缺乏專門的危廢管理人員，”他說。
二是危廢處理行業存在產業缺口大、產能利用率不足、惡性競爭等問題。他說：“首先，危廢底數不清，處理能力存在缺口。上述執法檢查報告提出我國工業危廢產生量4000萬噸，但根據我們的調研，我國危廢實際年產量約在8000萬噸以上，而目前具備危廢經營許可證的單位的處理能力為6471萬噸，與實際排放之間存在缺口。其次，產能利用率低。據環保部長李干杰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詢問會上提供的數據，危廢處理能力真正發揮作用的只有1/4左右，其他來源的數據也同樣顯示現有產能未能充分利用。此外，危廢處理行業除了面臨著新建項目審批復雜、落地周期長、回收成本慢、利潤低的困難外，近幾年更是由于跨界經營和資本方的爭先布局、跑馬圈地、搶奪人才，引發了無序競爭、惡性競爭，導致整個行業出現規模效應低、技術水平參差不齊、利潤率下滑和實際處理能力不足等一系列問題。
三是產生危廢的相關企業還存在管理混亂、違法處置等問題。他說：“一些企業沒有按照國家要求建立完善的危廢管理制度，或者制度落實執行不力，有的甚至放任“跑冒滴漏”等所謂的生產漏洞長期存在，企業的危廢處理壓力減少了，但社會的潛在環境風險增加了。故意違法處置危廢的現象也屢見不鮮。近幾年，各種關于各類企業偷排、偷埋、混裝處理危廢被發現的新聞常見諸報端。不少企業在開辦之初就采取陰陽設計圖、明暗管雙排污系統、廠區內預留地下填埋空間等方式，為偷排、偷埋作好準備。這是沒有絲毫社會責任的違法行為。”
為此，結合上述提案，王毅提出三大建議。
第一，加強對危廢處理行業的扶持力度。“一是加強政策的傾斜力度，推動國有資本和鼓勵社會資本加入危廢處理行業。二是加強對危廢處理相關研究項目的支持，鼓勵技術創新，牽頭實現產學研結合，為新技術快速應用提供適當的創業扶持。三是對區域性危廢處理模式進行科學布局，對于產業集中區域應當強制配備危廢處理企業;對于地廣人稀、危廢來源多為醫療廢物等的地區，可以探索建立危廢的儲存、轉移、集中處理制度，盡可能提升危廢處理的效率。”
第二，將危廢處理行業作為重要一環納入節能環保產業及綠色發展的規劃布局。“將危廢處理作為必選項，納入各地的工業園區規劃之中，凡是新上馬的園區，必須要配套危廢處理企業;對已經建成投產的園區，如果缺乏危廢處理企業的，要盡快引進和上馬。同時，規劃中需要有超前意識，給危廢處理企業預留足夠的土地等，以便其根據需要擴大產能，應對急劇增長的處理要求。另外，還要結合產業特點和行業規律，利用科技創新，努力發展循環經濟相關產業和開展園區的循環化改造，使部分危廢變廢為寶，成為其他企業的產品原料。”
第三，利用法律手段強制危廢信息公開，同時依托大數據等新技術手段全面提升危廢監管水平。“一是借鑒發達國家經驗，發掘信息披露制度等的優勢，要求大量使用危險物質或排放危廢的企事業單位必須披露相關信息，有利于社會公眾的監督;同時，利用新媒體和開設專門的環保直播頻道，既可以對重點排污企業的相關狀況進行全天候信息公示，又可以讓民眾通過直播對排污等情況進行實時舉報。二是加強政府部門內部的數據開放，依托大數據手段，通過綜合分析發現企業的數據異常，開展重點監察。三是強化技術裝備的升級，利用無人機、遠程監控等新技術手段，減輕監管人員的負擔，提升監管效率。同時提升危險廢物轉移聯單等的技術含量和防偽水平，使之更難偽造，更易溯源。”
3月7日，全國人大代表王毅在接受采訪。(攝影：中國日報網記者 嚴玉潔)
王毅說，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在審議“固體廢物防治法”執法檢查報告時，其中一個突出問題是危險廢物(以下簡稱“危廢”)的處理處置及監管存在較大風險。目前危廢處理行業主要存在三大難題。
一是危廢處理存在缺乏全面規劃、制度設計缺陷多、監管力量薄弱等問題。“目前，全國具有危廢經營許可證的單位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而山東、內蒙古、河南、湖南等危廢排放的重點省份處理能力不足。在管理上，危廢的貯存、收集、運輸環節的“盲點”和“堵點”較多，缺少完善的制度安排，不少地方的危廢轉移聯單依然采取落后的紙質化管理，很容易偽造、變更，給監管帶來很大難度。同時，危廢監管力量薄弱，監管人員嚴重缺乏，特別是區縣一級缺乏專門的危廢管理人員，”他說。
二是危廢處理行業存在產業缺口大、產能利用率不足、惡性競爭等問題。他說：“首先，危廢底數不清，處理能力存在缺口。上述執法檢查報告提出我國工業危廢產生量4000萬噸，但根據我們的調研，我國危廢實際年產量約在8000萬噸以上，而目前具備危廢經營許可證的單位的處理能力為6471萬噸，與實際排放之間存在缺口。其次，產能利用率低。據環保部長李干杰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詢問會上提供的數據，危廢處理能力真正發揮作用的只有1/4左右，其他來源的數據也同樣顯示現有產能未能充分利用。此外，危廢處理行業除了面臨著新建項目審批復雜、落地周期長、回收成本慢、利潤低的困難外，近幾年更是由于跨界經營和資本方的爭先布局、跑馬圈地、搶奪人才，引發了無序競爭、惡性競爭，導致整個行業出現規模效應低、技術水平參差不齊、利潤率下滑和實際處理能力不足等一系列問題。
三是產生危廢的相關企業還存在管理混亂、違法處置等問題。他說：“一些企業沒有按照國家要求建立完善的危廢管理制度，或者制度落實執行不力，有的甚至放任“跑冒滴漏”等所謂的生產漏洞長期存在，企業的危廢處理壓力減少了，但社會的潛在環境風險增加了。故意違法處置危廢的現象也屢見不鮮。近幾年，各種關于各類企業偷排、偷埋、混裝處理危廢被發現的新聞常見諸報端。不少企業在開辦之初就采取陰陽設計圖、明暗管雙排污系統、廠區內預留地下填埋空間等方式，為偷排、偷埋作好準備。這是沒有絲毫社會責任的違法行為。”
為此，結合上述提案，王毅提出三大建議。
第一，加強對危廢處理行業的扶持力度。“一是加強政策的傾斜力度，推動國有資本和鼓勵社會資本加入危廢處理行業。二是加強對危廢處理相關研究項目的支持，鼓勵技術創新，牽頭實現產學研結合，為新技術快速應用提供適當的創業扶持。三是對區域性危廢處理模式進行科學布局，對于產業集中區域應當強制配備危廢處理企業;對于地廣人稀、危廢來源多為醫療廢物等的地區，可以探索建立危廢的儲存、轉移、集中處理制度，盡可能提升危廢處理的效率。”
第二，將危廢處理行業作為重要一環納入節能環保產業及綠色發展的規劃布局。“將危廢處理作為必選項，納入各地的工業園區規劃之中，凡是新上馬的園區，必須要配套危廢處理企業;對已經建成投產的園區，如果缺乏危廢處理企業的，要盡快引進和上馬。同時，規劃中需要有超前意識，給危廢處理企業預留足夠的土地等，以便其根據需要擴大產能，應對急劇增長的處理要求。另外，還要結合產業特點和行業規律，利用科技創新，努力發展循環經濟相關產業和開展園區的循環化改造，使部分危廢變廢為寶，成為其他企業的產品原料。”
第三，利用法律手段強制危廢信息公開，同時依托大數據等新技術手段全面提升危廢監管水平。“一是借鑒發達國家經驗，發掘信息披露制度等的優勢，要求大量使用危險物質或排放危廢的企事業單位必須披露相關信息，有利于社會公眾的監督;同時，利用新媒體和開設專門的環保直播頻道，既可以對重點排污企業的相關狀況進行全天候信息公示，又可以讓民眾通過直播對排污等情況進行實時舉報。二是加強政府部門內部的數據開放，依托大數據手段，通過綜合分析發現企業的數據異常，開展重點監察。三是強化技術裝備的升級，利用無人機、遠程監控等新技術手段，減輕監管人員的負擔，提升監管效率。同時提升危險廢物轉移聯單等的技術含量和防偽水平，使之更難偽造，更易溯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