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哪位作者的書，比斯米爾的書更讓我期待”，比爾•蓋茨曾在博客里這樣寫道。

在豆瓣上，有這樣一個帖子：推薦一位被國內普遍忽視的作家。而這個作家，就是瓦茨拉夫•斯米爾。

他是何許人也？加拿大馬尼托巴大學環境學院特聘教授，曾被《國外政策》雜志推選為全球最著名的50位思想家之一。

這位年過70的學者在過去40年里出版了30多本書，涵蓋能源、食品和制造業等多個領域。這類著作不免枯燥，鮮有能賣出一萬冊的時候。不過，這并不妨礙這些書，尤其是能源方面的書，影響到諸多的科學家、政府人士和企業家。

能源的技術轉型尤為緩慢

如今，溫控問題引發全球關注，能源轉型迫在眉睫，斯米爾關于能源轉型的著述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然而，相對于如今社會普遍的對能源轉型的樂觀看法，斯米爾更像是一個潑冷水的人。他認為，能源轉型得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斯米爾總結，人類已經經歷了三個能源轉型過程：第一次是火的出現，人們通過燃燒木柴取暖；第二次是耕地，利用光照來種植作物，將人們從狩獵捕食中解放出來；第三次則是工業化和對傳統化石燃料的運用，在這次轉型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逐漸占據主要地位，能源設備成為主要的機器設備種類。

如今，整個社會正在面臨第四次能源轉型，即無碳化，用太陽能、風能和水能等替代之前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氣。

“如果我們還是像上世紀五十年代那樣，人均消耗66615千瓦時的電量，這次轉型也許還可以，但是當時少有人用得起空調，現在則是7*24小時的電力需求，依托太陽能和風能還很難滿足需要”，他對新能源抱有希冀，卻對正在進行的第四次能源轉型并不樂觀。

一個明顯的事實就是，即使新能源發展勢頭很猛，傳統化石能源依舊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改變當今世界基于化石燃料的能源系統，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這個能源系統每年生產77億噸的硬煤和褐煤、44億噸的原油，以及3萬多億立方米的天然氣，然后將它們轉化為數十萬億千瓦時的電能。無數煤礦、油田和氣田、煉油廠、輸油管、各種運油車、加油站、發電廠、變壓器、輸電線，還有幾億部消耗著汽油、煤油、柴油，或是其他燃料油的引擎，共同組成了世界上最龐大、最昂貴的系統。這一系統的建設，花費了幾代人的時間，也消耗了數十萬億美元的金錢。

在近期中文版的《能源轉型:數據、歷史、未來》一書中，他指出，和其他行業的技術顛覆所需要的時間相比，能源行業的技術轉型是較為漫長的，大型經濟體，尤其是那些有著相對較高人均能源需求的國家，由于已經建設了與其燃料需求相匹配的廣泛基礎設施，因此無法迅速地實現能源替代。

質疑是為了貼近實際

斯米爾生于二戰時期的捷克斯洛伐克，在他還是個孩童時，冷戰的陰影遍布國家上空，周遭聽到的一些事情常常讓他產生懷疑。比如，蘇聯小汽車年產增速1000%，他反問“是嗎，除非你是從0 開始”，聽到政府宣布食物產量超過計劃，他質疑“只是從來沒有橘子罷了”。

“這些荒謬教會我要尊重實際，所以我不會為一些無意義的事情站臺”， 對不確定的事首先提出質疑的人生態度，自小就浸入斯米爾的骨子里。

在聽說德國要在位于紐倫堡的東南方，橫跨巴伐利亞鄉間的三個地區建造太陽能發電站時，他的第一反應是“這肯定是搞錯了。我的故鄉就在國境對面的捷克，離那兒不遠。直到今天，我還清楚地記得，那里的夏季陰雨綿綿，我們每天都只能在屋里度過。巴伐利亞的天氣，就像是美國的西雅圖或者中國的四川。那里根本不適合修建太陽能發電站”。

他說自己在能源和環境話題上，此前從未失誤過，因為他沒有利益的牽絆。他多次質疑當下能源轉型的諸多假設條件，用哈佛大學能源和氣候學家David Keith的話，就是“毫不留情的揭穿那些胡說八道的人”。

在馬尼托巴大學，斯米爾在退休前一直教授環境科學導論這門課，每年的期末考試都會留10個開放式問題，想要告訴學生們：對于一個問題，可能沒有正確答案，也可能每個答案都正確。

研究不走尋常路

如今的學術研究，研究的理論深了，關注的面卻窄了。斯米爾驚恐于這一點，在他看來，這就像是井底之蛙，看到的再多也只局限于井上的那片天空。他喜歡用數據說話，卻也反對帶有諸多假設前提的復雜模型，因為假設多就意味著可變性強，模型對現實的解釋力就會減弱。

在倡導“術業有專攻”的當下，他涉獵廣泛，多少有點不走尋常路的意味。

青年時期，他在布拉格大學學習了五年自然科學，每年10個月，每周35節課。“他們教會了我自然，從天上到地下”，但他也認識到，在這個領域一直研究下去的科研之路并不適合他。蘇聯入侵捷克時，他和妻子在最后時刻踏上了去美國的路，并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完成了兩年的地質學博士課程。此后，他一直在馬尼托巴大學工作至退休。

除卻地質和環境類科目，他癡迷藝術、愛品茶和堅持吃素。

比爾•蓋茨驚嘆于他的書講述的維度之寬。比如，《能源與文明：一段歷史》一書 ，“這本書雖不算淺顯易懂，但你在讀完之后，會對能源創新如何改變文明的進程具有更好的理解。”比爾•蓋茨說。

而在對待新能源問題上，兩人的做法并不一致。2016年，比爾蓋茨牽頭成立能源突破基金，以加速推進新能源研究從實驗室走向應用。“在加速推廣新能源方面，我比斯米爾樂觀”，比爾蓋茨寫到。對此，斯米爾回應：他是技術樂觀主義者，我是歐洲悲觀主義者。

盡管對能源轉型的未來并不十分樂觀，斯米爾自己卻是能源有效性的積極踐行者。

他曾花了兩年的時間尋覓到一個地方，建造了一座特定的小于2000平方英尺的房子，他對這所房子做了各種隔熱措施，目的就是讓房子對能源的利用更為有效。結果就是，這個房屋一年產生的電費僅相當于附近差不多大小規模的房屋在一月份支付的電費。

而關于能源的有效使用，他在幼年就有過體會。他在捷克一個遙遠的山村成長，十幾歲時很多時間都花在砍柴上，他從山里砍柴，劈成幾段，每隔四個小時就往家里的三個壁爐填充為全家取暖所用。斯米爾清楚地意識到這種生活方式的無效性，這是一項重復性多而無趣的工作，占用很多面積、需要耗費很長時間才長成的樹木，就被人這樣用來換取片刻的溫暖很是浪費。

也有很多人對斯米爾的悲觀論調不以為然，認為他的觀點多基于歷史，而在科技突飛猛進的當下，歷史性的參考只占據很小的一部分。斯米爾只淡淡回應，當然希望自己錯了。

他甚少面對大眾和媒體來回應一些不同觀點。他說，他的書自會回應一切。

在寫書方面，斯米爾是高產的。在馬尼托巴大學，他僅在每年學院全體會議上出現過，“只要他能教學，能出更多更好的書就行”，學校如此表態。

在被問到怎么保證創作熱情時，他卻談起了海明威，“海明威知道秘訣，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寫500字，每天如此，8、9個月下來，你就寫成了一本書。”

在被問到為誰而寫時，他坦言“不知道，我只是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