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先生恪盡代表職守、認真履行職責，積極建言獻策，參與國是，反映社情民意，并主要針對當前我國空氣環境生態“脫貧”，降低企業“五險一金”繳費比例，提高光伏扶貧質量等方面問題進行了認真思考和仔細調研，尤其就“發揮我國政治體制優勢 打一場空氣環境生態脫貧攻堅戰”的話題發表了獨到見解并提出自己的建議。

讓空氣、環境、生態“脫貧”已迫在眉睫

劉漢元代表談到，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大力推進綠色、低碳和循環發展。伴隨我國經濟發展不斷加快，國內霧霾和生態環境壓力越來越大，廣大人民群眾已把呼吸到一口新鮮干凈的空氣作為一種奢侈，這事實上已成為與當年吃不飽穿不暖同樣嚴峻的問題。以光伏、風能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產業作為我國在全球最具競爭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改善國人呼吸和空氣質量的最核心產業，是與我國扶貧攻堅事業同等重要的基礎產業，我國完全可以發揮國家政治體制優勢，全力支持促進光伏、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產業持續健康發展，用五到十年時間集中力量再打一場扶貧攻堅戰，讓全體國民從空氣、環境和生態貧困中徹底脫貧!

他指出，改革開放至今已整整四十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國內生產總值穩居全球第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全球話語權大幅提升，高鐵、光伏、航天、超級計算機等產業已成為了享譽全球的亮麗名片，中國逐漸從制造業大國轉變為制造業強國，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研發基地，從中國制造轉變為中國智造，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改善和提高，實現了由貧窮到溫飽再到整體小康的跨越式轉變。到2020年，我國最后7000萬貧困人口也將全部脫貧，從而在我國徹底消除貧困，這將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功績。

與此同時，伴隨我國經濟飛速發展，盡管國家近年來舉國之力加大環境治理，一些地區也有了明顯改善，如京津唐地區去冬到今春空氣質量就有了大幅改觀，但國內生態環境總體上仍面臨巨大壓力，長時間、大面積的霧霾天氣依然困擾著我國大部分省市，人民群眾無不渴望著能時時呼吸到新鮮干凈的空氣，仍期望著時時看到青山綠水藍天白云。以此角度看，這已成為了與當年廣大人民群眾吃不飽、穿不暖同樣嚴峻的問題，甚至衍生出了我國另一種意義上更殘酷的貧困，那就是“空氣貧困”、“環境貧困”和“生態貧困”。因此，為更有力保障全體國民的健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協調發展，我國上下迫切需要且完全有能力像今日的扶貧攻堅那樣，充分發揮政治和體制優勢，用5-10年時間再一次實現空氣、環境和生態的徹底“脫貧”。

他提到，在這場“空氣、環境和生態脫貧”的攻堅戰中，發展以光伏、風能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正是贏得戰役的主力軍。以光伏為例，作為目前人類可使用的能源中一次轉化效率最高，并且使用最簡單、最可靠、最經濟的可再生能源，光伏具備十分獨特的優勢，是當前及未來新能源發展的主要選擇。近十年來，中國光伏產業實現了從一路追趕、齊頭并進到全面超越的華麗轉身，在技術、規模、成本上已全球領先，可以說中國已經牢牢執住全球光伏產業發展的牛耳，形成了與中國高鐵同樣強大的全球影響力，中國光伏產業已成為了全球最具競爭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了改變全人類生活與發展方式的重大產業，成為了改善中國人呼吸和空氣最核心的基礎產業，是與我國扶貧攻堅事業同等重要的產業，更是人類五千年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產業。

光伏產業持續健康發展遭遇攔路虎

近年來，在光伏產業向縱深推進的過程中，一些問題也成為了阻礙產業長期、健康發展的攔路虎。

第一、稅費負擔是制約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頭號攔路虎

他談到，當前我國光伏產業從上游的多晶硅等原材料，到中游電池片、組件等一系列元器件的生產，再到下游的光伏發電，都被全額征收各種稅費，主要包括：25%的企業所得稅、17%的增值稅及其附加，還有海域使用費、土地使用稅、印花稅、房產稅等超過20種其他稅費，就連國家補貼的發電收入都還要全部繳納增值稅及附加和企業所得稅。如再考慮社保因素，稅費將更加驚人。根據光伏發電項目數據平均測算，企業實際繳納的度電增值稅達到1毛到1毛5分。企業獲得貸款后，利息要被全額計收增值稅且不能抵扣，但銷售收入卻要按照17%稅率計算增值稅，作為成本很大占比的利息完全不能抵扣增值稅,進一步加重了企業稅費負擔。僅從光伏發電端看，每度電的稅費已經達到1毛7分到2毛3分。事實上，各類稅費成本居高不下已成為了影響光伏產業健康發展，影響其比較優勢形成，導致光伏發電需要補貼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指標管控思路與市場化交易機制和規律相悖

他認為，當前通過指標控制光伏發電規模的管制思路，既不符合也不利于市場化條件下產業的健康發展。但目前也有觀點提出希望將分布式光伏一并納入指標管控范圍。事實上，在過去五到十年，得益于中國光伏應用的蓬勃發展，產業鏈上中游新增產能不斷增加和更替，有效帶動了技術不斷革新和改進，設備不斷迭代升級，促使成本大幅降低，使得中國光伏產業贏得了全球發展先機及絕對的規模和成本優勢，讓歐美日韓等國在中國產業的巨大壓力下，幾乎失去了新舊更替、技術迭代的條件，被中國遠遠甩在身后。因此，產業適度規模化發展，促使設備、技術的不斷更新，是光伏成本不斷降低的關鍵因素，無論集中式還是分布式都應在條件具備時停止指標管理，倘若一味用指標壓制發展規模，成本下降速度將大大減緩。

2020年前后可實現平價上網 補貼不會無限擴大

他還指出，近十年來，光伏發電成本已下降了90%，全面實現平價上網的曙光已經出現，補貼并不會無限擴大。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長李創軍表示，力爭在2020年實現光伏發電用電側平價上網并盡早實現發電側平價上網;清華大學能源互聯網創新研究院報告顯示，我國光伏發電更大規模應用后，在2020年前后即可實現平價上網、不再需要補貼，此前已建成項目的補貼將在2022年至2025年間達到峰值，補貼金額在1000-1750億元之間。據統計，從2008年到2017年，國家共計為煤電脫硫脫硝補貼了超過1萬億元，平均每年的補貼都在1000億元左右。為了從根本是破解我國霧霾問題，兌現習近平總書記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作出的莊嚴承諾，實現我國溫室氣體減排目標，保障光伏產業的持續健康發展顯得尤為重要，國家完全有理由、有必要、也有能力支撐產業發展過程中所需的這部分補貼。

針對以上問題，劉漢元代表提出了以下建議：

一是建議讓光伏產業在市場化機制下發展，摒棄用指標壓制發展規模的管理思路。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發展四十年，但光伏指標這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依然存在，指標如何合理分配不僅讓各級能源部門累得不可開交、焦頭爛額，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雙軌制”并存更滋生了大量權利尋租和腐敗的空間。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強調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因此短期內再去加指標的老路子，既無必要也不合理，更不符合改革開放和電力體制改革的方向以及社會發展的方向，建議摒棄用指標控制發展規模的舊思想，充分尊重市場的合理性和前瞻性，用市場化機制引導產業健康發展，進一步落實、推廣國家能源局下發的《關于開展分布式發電市場化交易試點的通知》，促進更多購電方和發電方直接市場化交易，促使光伏電力消納和去補貼的完成。此外，建議通過競爭性招標的方式，讓企業充分接受市場考驗，達到優勝劣汰的效果，并引導產業向規模合理化方向發展。

二是建議全面清理并減免光伏行業的各種稅費。作為綠色電力的光伏發電，理應成為國家充分鼓勵和支持的重點產業。因此，針對光伏發電行業特性，建議明確全部減免征收企業所得稅、增值稅及其附加，因為對于這個與我們的身體健康、環境安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密切相關的產業，對于這個作為打贏“環境扶貧”、“空氣扶貧”攻堅戰主力軍的產業，國家完全有必要、有理由為它提供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空間，提供一條綠色發展的通道。同時，呼吁國家實施全面減免從光伏原材料和設備制造，到光伏發電各個環節的相關稅負，從總量上計算，這部分稅費也并不會對我國當前財政收入造成大的影響。

三是建議通過市場化機制或者政策性措施解決光伏補貼資金問題。市場化機制方面，建議全面推行碳稅政策，同時輔之以“綠證”制度。按我國每年消耗40億噸煤炭計算，燃燒這些煤炭將排放100億噸左右的二氧化碳，如對每噸二氧化碳征收10-20元的碳稅，我國每年可征收1000-2000億元資金，將有效解決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問題。此外，通過收取碳稅還能進一步增加碳排放成本和費用，從而促使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消費逐漸減少乃至消失，從根本上解決我國霧霾及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如果在當前減稅輕負的大背景下，不適宜立即開征碳稅，只要以足夠的高度去認識，我們也能夠從現有財力里作出有效安排，通過政策性措施予以應對。從2008年至今，國家為防止污染氣體排放，已為煤電脫硫、脫硝補貼了10年時間，投入了超過一萬億元資金。而光伏產業作為關乎全國人民呼吸健康的戰略新興產業，國家更應該、更有理由在一段時間內扶持它的發展，我國財政也完全有能力支撐其峰值時每年1000-1500億元的補貼金額。因此，無論運用市場化機制還是政策性措施，我們都有能力、有條件解決補貼的資金來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