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2年時間里，能源轉型在亞太地區進行得如火如荼。電力市場自由化重組，可再生能源與傳統能源結合，以及政府為保障能源系統安全和資源環境平衡進行立法已經成為熱門話題。在清潔能源領域，亞洲已經連續五年保持其大規模面向美國、歐洲、中東以及非洲的對外投資。

這番迅猛的發展使人們不禁對下一階段提出疑問。這些疑問主要包括以下6點：“一帶一路”倡議的投資回報率;發展中國家的電氣化道路;電池制造業的合理布局;電動汽車發展引發脫離燃油車后存在的不便性;為確保電網穩定所作的電力市場設計;以及亞太地區是否會經歷天然氣革命等。

能源政治及貿易

長久以來，亞洲在面向海外的貿易經濟及投資中尋找機會。日本企業自二戰結束經濟重建后向海外大量出口產品。隨著工業化經濟的快速發展，韓國、中國臺灣地區以及中國大陸地區隨后加入到這一隊列。從最初具有經濟優勢的低成本制造，逐漸發展到向海外市場提供質量更好的產品，再到其他形式的海外直接投資，包括資產收購、遷移生產工廠到成本較低的地方、以及近期收購外國企業和技術等，這一系列的發展同樣也延伸至世界能源領域。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將在歐亞大陸和東非50個發展中國家的能源設施制造領域拉動數萬億美元投資。2017年5月，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等在內的29個國家及國際組織首腦出席了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使得這一倡議進一步得到世界范圍的重視。會后，30個國家簽署聯合公報承諾通過行動共同支持貿易開放和國家間的互聯互通。

2016年底，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已超過145億美元，這其中三分之一的投資進入能源領域。中國的兩大政策性銀行——中國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今年5月對外宣布啟動超過550億美元的特殊貸款計劃來支持這一倡議。未來全球能源需求增長將大部分來源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國在這一倡議上所具備的優先權將從根本上改變未來世界能源的格局。

當然，這樣的雄心壯志也面臨諸多挑戰。地緣政治等原因導致中巴經濟走廊受到了包括印度在內的部分沿線國家的反對和抗議。

所以急需解答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當中國的國內能源需求放緩引發持續增長的海外投資，這樣的工程或構想是否可以帶給投資人和借貸方合理的投資回報和收益。盡管目前相關的數據還不完善，但在與彭博新能源財經的對話中，中國海外投資者認為“一帶一路”投資的風險和其他能源領域的投資風險并無太多差異——均涉及投資下降、匯率波動、供應鏈中斷，以及有經驗的勞工短缺等風險。所以也不難理解，為什么中國的能源投資者更傾向于西歐、北美及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市場。當涉及到海外投資時，政治需讓位于投資回報。在剛剛舉辦的2017彭博未來能源亞太峰會上，我們在主會場進一步探討了這一倡議，并通過多個分論壇深入研究了印度、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澳大利亞、越南等目標市場的構建。

同樣值得考慮的就是在這些國家中要建設什么樣的能源工程。中國公司已經在新興市場中投資建設了約達25GW煤電項目，盡管煤電項目出于環境因素的考慮正在陸續退出國內市場。中國的國有石油公司也已經在沿線國家完成超過2000億美元的投資，這其中大部分投資用于建設石油和天然氣基礎設施，以此促進化石能源開發出口至中國。當中國國內經濟發展增速趨向平緩，由政府倡導的發展構想將助力國有企業(包括煤炭、石油相關)在海外開辟新的潛在市場。

當然，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也不是孤軍奮戰：日本電力公司目前在海外擁有17GW的發電容量，并準備將這一數字擴充3倍在2030年達到50GW。下滑的電力需求和由售電端開放導致的持續增長的售電競爭正促使日本電力公司在海外尋求更好的投資回報。這其中絕大部分的投資集中在快速發展的東南亞市場，針對泰國一國的投資總額約就占到全部投資的四分之一。與中國企業相似，針對化石能源的投資在日本企業的對外投資中占很大比重，在其17GW的海外發電容量中73%是天然氣發電。日本的電力企業、設備制造商和銀行也毫不吝嗇地將“清潔煤”技術出口至新興市場，并提供融資。

東亞企業的海外發展雄心瞄準了新興市場的能源準入和市場的開發。但是，在許多方面，他們也把傳統的能源系統帶到了這些國家——集中的化石能源發電，加上高壓輸電網。所以第二個問題就是：發展中國家電氣化之路究竟是走發達國家的舊路，還是在包括微網以及小規模發電在內的分布式能源系統上另辟蹊徑?

電池的戰爭

回到2005年，那時全球10大太陽能制造企業是一個多樣化的群體，他們的制造能力和現在不可同日而語，來自于日本、西班牙、德國等不同國家，這其中只有一個企業來自中國。時至今日，全球10大太陽能制造企業全部被中國包攬，且全球80%的光伏組件均產自中國。中國光伏企業目前已經在技術和能效方面取得領先地位，產能每擴充一倍能夠促使光伏組件單位成本下降28%，這一業內熟知的經驗曲線，幾乎全部歸功于中國光伏制造業的高超技術。這一數字可能是能源領域中最重要的一個數字，由此出發我們幾乎可以探討向清潔能源轉型中的所有話題：從改變電力市場結構，到解決全球氣候變化危機，再到預測未來由太陽能主導的能源世界。

這就帶來了第三個問題，這10年間在光伏制造業發生的一切會不會在電池制造業重演?目前，全球電池元件產能有一半以上位于中國，其他主要生產地區還包括韓國、日本和美國。在全球10大電池生產商中，韓國LG化學擁有最多的已投產產能，緊隨其后的是中國公司比亞迪。隨著電池制造商AESC接近10億美元的股權從日產及日電公司轉移至中國PE公司GSRCapital，全球10大鋰電池制造商中有一半都來自中國。

未來四年，我們將看到中國企業主導全球電池制造業的力量進一步增強。到2021年，全球鋰電池制造能力預計將翻番，這其中76%的產能來自中國。盡管LG化學和特斯拉都宣布了其在電池領域發展的勃勃雄心，但中國政府近期批準成立近60家電池制造企業及其高度競爭的市場中有太多新興公司的涌現，都將使得中國電池制造業的擴張能夠輕易超過LG化學和特斯拉。

電池業的發展與電動汽車產業緊密相連，在未來幾年中，電動汽車行業預計將取代消費電子行業成為鋰電池包的主要需求者。2016年，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動汽車市場，電動汽車新車的銷售額是位居第二位的美國兩倍以上。大部分中國電池生產廠家聚焦于本土電動汽車市場及小型固定儲能市場，而中國政府的相關政策幫助他們比外國競爭者更容易占據這些市場。

在向電池和電動汽車轉型的過程中，亞洲經濟發展的一些既有問題也浮出水面，這也是我們要討論的第四個問題：雖然中國的汽車行業并不被世界所熟知，但它是否能在將來在全球電動汽車領域成為領導者?中國的比亞迪、北汽、吉利是否會成為下一個通用汽車、寶馬或者豐田?對于已經擁有日本汽車制造商生產線的東南亞國家，逐漸摒棄燃油汽車是否會影響其工業生產進而削弱該國的經濟?對于想要通過普及電動汽車來減少對中東石油進口依賴的印度，它是否愿意進口中國的電池來替換伊朗的石油?

電動汽車的發展，不僅與消費者個人行為息息相關，同時也與無人駕駛技術、移動出行應用等新技術、新平臺緊密相連。眾所周知，優步于2016年退出中國市場并將其中國業務出售給競爭對手滴滴出行。據報道，在這場短暫但耗資巨大的競爭中，優步的投入至少達20億美元。而當前，優步正處于和東南亞移動出行市場領導者——GrabTaxi的另一場競爭中。雖然東南亞6.4億人口中只有超過一半的人口使用互聯網，但該區域現已成為全球第四大互聯網市場。彭博新能源財經在2017年組建了一支新的“智能出行”團隊，并將持續關注不斷增長的汽車電動化、共享經濟、互聯平臺等對未來移動出行產生影響的領域。

能源系統的安全性及穩定性

在亞太地區的某些地方，能源轉型已經不再只是口頭上的理論。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看到可再生能源在整個澳大利亞能源系統中的普及率不斷增長，但去年發生在澳大利亞南部地區的大規模斷電事件使人們對整個電力系統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出了質疑。今年7月，由法國可再生能源公司Neoen和特斯拉公司組成的財團在澳大利亞贏得了由該國政府支持的招標，將在澳大利亞南部建設生產世界最大的鋰電池。在這一引人注目的舉動中，特斯拉總裁ElonMusk曾許諾，將在100天內完成電池的建設和組裝并無償提供使用。彭博新能源財經預測，這一系統的構建耗資達1億美元，但仍然無法修復因用電高峰期需求明顯超出發電量而導致的問題。

但這場Elon也參與其中的鬧劇最終將有關澳大利亞電力系統設計以及儲能在穩定間歇性可再生能源發電中所扮演角色的對話推至國家層面。同時也促使澳大利亞政府出臺一項計劃，要求電力零售商保證有充分的可調度的及低排放的電量來滿足該國的能源目標。這一政府干預行為迫使該國最大電力企業在應對可再生能源發電間歇性問題方面進行相關建設，也為日后其他國家在沿用上提供了潛在參考。

今年8月，中國臺灣地區也發生了一次影響到80%用電人口的大停電，涉事部門的負責人在事發后引咎辭職。當地媒體曾以“我們是否需要呼叫Elon(特斯拉公司總裁)”為題，來呼應當地管理部門考慮和特斯拉共同構建電網穩定性的設想。這樣簡短的標題，也打開了一個巨大的話題，同時也是我們的第五大問題：如何構建電力系統的安全性和穩定性。

這個問題關系到電力市場的設計。政策制定者們一直致力于通過更加具有經濟優勢的途徑來為用戶提供電力，同時允許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在無補貼的條件下進行并網，且不會導致電力系統的不穩定。在2017年彭博未來能源亞太峰會上，我們的分析師團隊從多個角度出發，同參會嘉賓共同探討了多個國家持續進行的售電側市場改革，電力企業的新興商業模式，亞太地區的可再生能源購電等息息相關的話題。

臺灣的大停電同時還涉及到了亞洲能源轉型的另一個話題——核電的未來命運。自2011年福島核泄露發生至今，公眾的態度已經偏向反核一方，越來越多的政府優先考慮關停核反應堆。臺灣地區管理部門承諾在2025年全面實現無核化，并以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氣取代核電。盡管大停電讓人們意識到這一目標時間的設定是否過早，但卻并沒消除公眾對此目標的支持態度。

2017年5月，韓國總統文在寅頒布了另一項條令進一步加重亞洲未來核能發展的不確定性。文在寅承諾將出臺能源發展路線圖，在2040前逐步關停所有核電設施，與此同時促進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和天然氣的應用，以此來減少排放并回應不斷增長的對當地空氣污染的擔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再次以壓倒性優勢當選。核電重啟的想法使他明顯區別于其主要競爭對手小池百合子，安倍希望繼續運行核電，而小池百合子則希望將其全部淘汰。盡管安倍獲得勝利，但核能重啟仍進展緩慢，同時，該國煤炭和天然氣的發電量也在逐漸增加。

對于亞洲持續增長的核能發展的不確定性，如果認為政府只是由于福島核泄漏事件就與民眾在反核上達成一致那是錯誤的，因為造成這種不確定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更加清潔、經濟的液化天然氣的崛起。

亞洲液化天然氣的需求量在2017全年預計增長8.8%，這是自2011年福島核泄漏以來最大的增長。亞洲各國都在進口更多的天然氣，在2017年上半年，日本的液化天然氣需求量較前年增長6%，中國增長了38%，韓國增長了20%。盡管成交價格上升，但天然氣的供需狀況在下個十年仍將維持供大于求的局面，這將導致更多有利的價格和更多靈活性合同。大量來自同盟國家(例如美國和澳大利亞)的便宜的且具有靈活性的液化天然氣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亞洲主要能源進口國出于保障能源安全在核能方面產生的爭論。天然氣發電的低排放量同時使得液化天然氣被視為替代煤電的有利選擇。

這也帶來了我們最后一個，或許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亞洲是否正在經歷天然氣革命?在2017彭博未來能源亞太峰會上，來自Jera(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氣購買公司之一)的同事和行業內的其他買方及賣方共同討論了亞洲液化天然氣市場的未來。